本书运用打通历史、当代与未来的大历史观，试图表达作者对中国三农的八个基本理念：

对于中国三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论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无论选择怎样的改革路径，无论选择怎样的体制机制，无论选择怎样的政策策略，都必须始终坚持十项原则性的基本底线，即：①不能把农村集体所有制改空了；②不能把党领导下的农村基层村社组织与村民民主自治制度改垮了；③不能把“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尤其是农户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改散了；④不能把耕地保护红线改掉了；⑤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⑥不能把农村传统农耕文化与比较生态优势改丢了；⑦不能把城乡差距改大了；⑧不能把农民权益改少了；⑨不能把农民参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改没了；⑩不能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方向改偏了。

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大国小农”向“大国强农”的历史性跨越，迫切需要加快发展以高质量为目标、以创新引领为导向、以科技赋能为内核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是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要大力整合科技创新资源，不断提高农业的土地、资源、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和资本等全要素生产率，加快推动农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由量变到质变，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

人多地少的基本农情，决定了我国不能仅依赖于有限的耕地来兜底国家的粮食安全。必须转变“重平原轻山区”“重粮轻经”的农业发展思路，引导国土资源的纵向拓展延伸以及多元化、差异化利用，充分发挥不同地区自然资源比较优势。提升农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最大限度挖掘国土资源潜力，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食物安全与农业安全。树立大国土观、大资源观、大食物观，目的是要树立大安全观。人口大国所决定的农业安全，是要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国际环境中，从“优胜劣汰”的竞争思维，转向“独善其身”的安全思维，以产品安全为基础，夯实农产品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以生态安全为红线，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并降低农业面源污染；以社会安全为底线，充分发挥农业稳定器作用以避免规模性返贫；以动态安全为目标，拓展农业多元功能以促进农民多渠道增收。

建立并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不可逆转的社会共识与努力方向。有效的财产保护制度、发现劳动分工的好处、构建与市场制度相适应的信念体系，是三个基本的要件，缺少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出现好的市场制度。必须坚持村庄、城镇与国际的“三向”开放。

有必要改变以往单纯由经济效率思维所决定的大城市化模式，将中小城镇融入都市圈体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县域经济作为国家经济核心单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联结枢纽，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稳定起着核心支撑、固本强基的重要作用。

盘活农村资源，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着力动员和撬动社会投资，发展各种形式的共享经济，释放农村土地与资产的制度红利，拓展农民的财产性增收空间。

必须把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鼓励自治，强化法治，提升德治，动员传统的组织资源与道德力量；必须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中华农耕文化是指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由农业、农村、农民创造、形成、积累和传承下来的文化成果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涵盖农耕遗址与涉农文物、农耕知识与生产工具、农业物产与加工技艺、农耕民俗与农事节庆、涉农典籍与民间文艺等。留住乡愁记忆，加强传统农耕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提升文化自信，让乡村文化遗产始终保持与时俱进，让中华农耕文明历史根脉绵延不断并随时代发展而发展演进，是支撑乡村振兴与国强民富的持久的宝贵资源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