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李新华 老家的空房 2021-05-15 08:53

图一：电视剧《阿信》的三位饰演者。

日本循迹（九）《阿信》：平民的史诗

当写下这一题目时，自己也颇感吃惊。因为当年（1985年）这部日剧在央视热播的时候，我是连眼皮也未抬一下的。因为80年代是一个“诗与远方”的时代，是一个好高骛远不断攀登新高峰的时代，是一个可以把美学当作美容来追求的时代，是一个连时尚的琼瑶、金庸都难以入流时代，那就更别提《阿信的故事》了。

一、催泪指数与收视率

热门电视剧《大宅门》里，上了年纪的七爷，每天清晨起床，百无聊赖之余，总是用手沾着茶水湿润一下眼睛，并念念有词：茶能明目。

这一民间偏方有无道理，我不做理论。只是年纪上去了，老眼昏花总是个事实。我的偏方是“以泪洗珠”——最好是热泪滚滚，从而洗尽污浊。

怎么能达到如此效果呢？答案是，看催泪指数高的影视作品。

我们这一辈人年轻时所经历的催泪事件，是“文革”时期引进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影院内唏嘘之声，散场后鼻子酸酸眼睛些许红肿而不敢对视，那情那景，历历在目。

然而，催泪无极限，更催泪的是日本长篇电视连续剧《阿信》。

我没有考证过，感觉上“催泪指数”的说法出自日本。日本文化有一种哀伤（物哀）的民族基调，在他们的影视作品的海报上往往示以手帕作为催泪的指标，比如一块手帕、两块手帕、三块手帕等等。

《阿信》热播是在1985年。对影视观众来说，那是一个《大众电影》（影视刊物）的时代，《大众电影》期刊真是风光无限，其发刊量在80年代达到峰值的近千万册（947万），据说，这一世界记录仍未被打破。现在是电子介质时代了，无论纸质时代多么沉醉与辉煌，毕竟是渐行渐远的念想了。我这里截了一张图（图二），或许能勾起一些当年盛况回忆。男女老少，芸芸众生，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把《大众电影》揽在怀中，而传阅者真不知多少兆数呢！

这还不算夸张的，夸张的是《阿信》的收视率，略微关心收视率的人都知道，现如今收视率能有几个百分点，就算不错的了，上了两位数的话，就是大获成功了。然而《阿信》在日本播出的一年时间里（1983.4.4-1984.3.31）平均收视率竟然达到了50%（最高达62%），这一记录当然是20世纪之最。当年日本刚从二战的惨败中重新站起，稳占世界老三的位置，在《阿信》的长篇叙事中，在急剧膨胀的经济泡沫中，忆苦思甜而感情澎湃也是当然之事。

还有更夸张的，《阿信》（中国片名是《阿信的故事》）在中国播映的收视率为80%，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不信。这一数据实在太可怕了。中国农村当时还未普及电视机吧？有8亿人围坐在电视机旁收看《阿信》，超乎常识，也超乎想象。当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蜜月期，胡耀邦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把民间交往的热度达到沸腾的程度，日本的各种影视作品大量涌进，中国人终于也熟悉了姿三四郎、小鹿纯子、寅次郎的名字，当然还有三口百惠、高仓健。

然者，夸张还好说，还有更可怕的。《阿信》在伊朗播映时，赢得了90%的收视率。一个刚刚经历伊斯兰革命的原教旨的穆斯林国家，为何如此青睐日本影视，我只能无语，哈哈一下派司了。

二、平民史诗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将《阿信》称为“平民史诗”。若是30年前，我不会作如此的想法。那时，年轻狂妄，目空一切，像《阿信》这种小市民街头巷尾的故事，根本无暇顾及，或者不想关注。所以，我也记不得当年是否也像80%的人一样，看过《阿信》。然而，既然家中有电视机，而且热播，那么不经意地瞥过几眼或看过几集，也是大概率的事件。

直到30年后的当下，我想写一组“日本循迹”的小文时，我才完整地从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阿信》（有多少人生感慨进而泪牛满面以泪洗珠）。

看了以后，所谓的“催泪指数与收视率”说词，只是花絮，真正想说的是，《阿信》是一部日本平民的史诗，就像我曾写过的《忠臣藏》，是一部日本民族的史诗一样（抱歉，仅仅是挂一漏万的点到为止），能够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日本及日本人民。

有关《阿信》的评论自然好评如潮，多数着眼于人生磨难的“励志”方面。不错，这一主题令人印象深刻：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人生态度，以及天道酬勤的工作伦理。也正是这点，引起了国人的共鸣吧。

不过，本文主旨还是不离以小见大的“循迹”主题，通过《阿信》这面棱镜，管窥日本近代以来“史诗”般的社会转型。

所谓史诗，在文学理论中早有定论。史诗，一般指英雄史诗，其代表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欧洲的许多民族，包括古印度也有经典的史诗传诸后世。写到这里想起一个中日共有之谜，即为何中国（汉文化）无史诗？日本亦无史诗？当然，中国的外延大于汉文化，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也有史诗的传统。

任何民族的史诗，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内容一般不脱神话传奇或英雄传奇之类。换句话说，史诗总是怪力乱神或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有史诗就无平民，有平民就无史诗。《阿信》作为平民史诗从何说起呢？

阿信在电视剧上演的时候，已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了。按此推想，她大约出生在1901年，据说现实中的阿信活了100岁。所谓现实中的阿信，据信是指八佰伴的创始人和田加津（尽管她本人没有确认过）。阿信（或和田加津）的一生所经历的正是近代日本大起大落、翻天覆地的时代。一个小人物在风云际会大时代中拼搏的命运，也就是《约翰·克里斯多夫》的日本版了吧。套用“无韵之离骚”的俗套，那么阿信一生也可称之为“平民之绝唱”了吧。

三、平民与平民社会

说了“史诗”，再说“平民”。

通过阿信的故事，认识日本的平民社会及其历史演变，正是本文“循迹”的主旨。

阿信出身佃农，当然是与上层人物相对应的小人物。但是，在日本的语境中，所谓平民，与我们中国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不理解这一问题的背景，就容易误解日本的历史，即便是当下的日本现实也会看走眼。

我们看配有汉字的字幕版日剧，看多了有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剧中简单的日常对话，明明说法（发音）不同，翻译的字幕却相同（即意思相同）？日语难学大概也源于此吧。即日语表达同一种意思需要依据不同的对象（或情境）而有所变化。如果不知道每个人（对象）的相对地位，或搞不清当时的情景，可能就会听错或说错话吧。人们都知道，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但在漫长的“约定”和“俗成”过程中，我们如果不了解话语背后隐藏着的历史形成的习俗，隔阂恐怕是难免的吧。

我不懂日语，提出这一观感（贻笑大方），只为举例说明，我们要理解一种异质文化，不能忽略它的背景。日本的平民问题，也同样如此。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以前，有长达600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即1192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直至1868年德川幕府倒台。这一漫长的时代称之为封建时代。它是一个等级制的贵族社会。对这样一个社会形态，以及在这一社会形态中生活的人，我们中国人大概已经很难理解了。这是因为，中国告别封建社会已经两千余年了（自秦一统算起），即便是贵族社会最后遗存的消失也有千余年了（自隋唐算起）。

日本的史学巨擘内藤湖南最著名的论断——宋代近世说，提出了中国自宋代开始即进入“近世社会”，他的依据就是，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仍有明显的贵族社会的特征，可说是封建社会的遗存。但经过隋唐的变革（其中科举制具有决定性作用），门阀世族渐趋消失，进入宋朝后中国便是个与贵族社会相对的“平民社会”了，也即一君万民的社会。皇帝当然不能与百姓平等，但万民则是基本平等的，至于一君与万民之间的官僚，则不是恒定的，就百姓而言，朝为舍田郎，暮登天子堂是常态，就官员而言，哪怕职位再高，一旦致仕则不能传袭子孙。参照世界史的普遍性进程，湖南认为，此时的中国已然是“近世社会”了。

湖南的这一学说石破惊天，在学界影响巨大，西方主流史学也多有采纳，但在我国却鲜为人知，这是因为我们的大、中学史学教科书仍然沿袭斯大林版的钦定说法，即中国社会至满清王朝垮台之前，都是封建社会。

我们在斯大林版的“封建社会”中看中国史，会产生种种误解暂且不论，而由于接受这样的教育且不自觉地看我们的近邻日本，那么会产生怎样的阴差阳错或错上加错的误判呢？

让我们通过阿信的故事，来看看中国在千余年之前已经完成的社会转型，在日本是怎样转型的。

日本社会由一个贵族社会转型为平民社会，由一个封建社会转型为近世社会，发生在明治维新之后，按照我们上面对阿信年龄的推断，也就是发生在阿信的父亲（谷村造）那一辈。阿信上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以最大年龄相差6岁记，如果谷村造20岁生老大，那么生阿信时大约26岁，以此推算，谷村造约出生于1875年，此时正是由明治维新引发的日本社会转型期。

幕府倒台之后的19世纪70年代，明治政府根据西方列强的标准，推行“文明开化”的基本国策，全力实行了被称之为“四民平等”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四民”即士农工商。通过废藩置县（相当于我国战国末期至秦的“废封建、置郡县”），一举废除了封建社会的核心制度，即人身依附制度。废藩以后，藩主（大名）与武士的主仆关系终结了，农民与领主的从属关系也消失了。另一方面，明治政府也废除了贱籍，即贱民制度，原本受社会歧视的“秽多”、“非人”等贱民得到了解放，享有农工商的平等权利。通过改革，四民在纳税、兵役、迁徙、通婚方面实现了基本平等。

“四民平等”的新制度还是存留着封建尾巴的。维新后实行了华族、士族、平民三分法。华族是改革前的大名（藩主）和朝廷公卿，士族是原来的武士，平民就是农工商加上原先的贱民。这样的划分，得利的是华族和平民，武士阶层受到损失最大。为减少维新改革的阻力，所谓华族实际上就是对上层阶级旧势力采取的赎买政策，政府是花了大价钱进行赎买的。但新贵不能世袭，只能由天皇敕命，一世而终。这一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新贵制度，直到二战日本战败后才寿终正寝。武士阶层人口众多（大约占总人口的6%强），政府财政负担不起，所以原先只会打架（仗）不会务农经商的武士大规模地破落流散，为改革添加了既是阻力又是动力的如此这般地相互矛盾的社会能量。士族阶层在政府支付的很少的薪俸（“家禄奉还”）坐吃山空后，只能各寻出路自食其力，故武士阶层在一代人之间就完全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了。

“四民平等”的改革对底层百姓来说，由原来依据身份的依附民（教科书上称为农奴），变成了依据契约的自由民，如果自己拥有土地，就成为自耕农；如果耕种地主的土地，就是佃农。介于两者之间就是半自耕农。阿信的谷村家，大约就是自己没有土地的佃农家庭；阿信的婆家田仓家是雇佣长工，或许也出租土地的地主家庭。

“四民平等”的改革，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日本进入平民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老百姓终于有姓了。说来奇怪，有姓才有百姓，老百姓既然没姓怎能称为“老百姓”呢？我猜想日本大概在明治维新前没有从汉语中引进“老百姓”这一语词吧。

封建时代的日本百姓是没有姓的，只有贵族才能称姓。以日本历史上著名人物丰臣秀吉（1537-1598）为例，秀吉出身农民，没有姓氏，本名叫藤吉郎，投身织田信长门下，因战功而与信长的养女成婚，这才有了姓氏，称木下（是不是有点一个土里吧唧？），同时改名为秀吉；木下秀吉37岁，成为一方大名之后，又改姓羽柴（是不是高大上了一点？）；直至继信长之后，羽柴秀吉一统天下，天皇赐姓丰臣，从而名垂青史。

为了“文明开化”，明治政府于1871年颁布“容许令”，即容许老百姓称姓，但老百姓世世代代没姓也照样过日子，所以响应者寡，效果不彰；过了几年（1875年），再次颁布“必称令”，意味着“必须”有姓，没姓就是犯法。这下子热闹了，日本的姓氏从有数的几十个，一下子涌现了7万个姓氏（目前日本大约有14万个姓氏）。在现实中，老百姓并无姓氏的知识与渊源，逮住什么姓什么，撞上什么姓什么，所以现在日本人姓氏大多以地名、行业、景物、职务等常见的东西为姓，从而浩浩荡荡地进入了“万姓”社会。

在日本文化源头的中国，姓氏是行之久远并极其普遍的现象，为什么日本人一直没有学一学每人都有姓这样一件十分简单的事呢？因为虽然两国是近邻，却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中。

回到阿信的故事，如果“四民平等”的改革发生在阿信的父辈一代，那么阿信的爸爸谷村造，是她家祖祖辈辈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姓氏——谷村。由此推断，她爷爷辈还是一个无姓的依附于领主的农奴。

在阿信人生命运中起重要作用的“革命者”浩太，电视剧中说他出身华族，又说他父亲是上议院（贵族院）的议长（这点似乎不太可信），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虽是平民社会，但仍遗留贵族社会残迹的现状。浩太虽贵族出身，但已不能继承爵位，受庇于祖荫，一生从事农民运动，栖栖遑遑如丧家之犬。同样的，阿信的婆家田仓家，也是贵族社会的遗存。从阿信的婆婆口中，我们知道田仓家在幕府时期得到过天皇恩赐的武士刀，可谓家世显赫。但是到了阿信的公公（田仓大五郎）那一代，眼见得已经破落了。无论老爷少爷都要卷起袖子下地干活，为了生计还聚集村民自己出资进行围海造田的巨大工程。阿信与婆婆关系紧张，从根源上说，婆婆一开始就认为龙三娶谷村信为妻，门不当户不对，阿信这个佃农女儿嫁进武士家门，便是便宜了阿信。阿信自己倒是清楚这点的，故有时对婆婆的虐待也能够逆来顺受。

无论怎么说，阿信能与龙三自由恋爱，“先斩后奏”（事先没有告知婆家）地结婚，多少也算是平民社会的一个事实了吧。中国社会长久以来也有门第观念，但观念毕竟不同于制度，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想跨门第结婚，是不可能的。就连大名乃至天皇的婚姻，也要得到幕府的批准。

日本进入平民社会所进行的“四民平等”的改革，主要涉及通婚、称姓、纳税、兵役、迁徙等诸方面，我们已经大致说了通婚与称姓，纳税问题极其复杂，以后专门说，简单说说兵役和迁徙。新澳免费资料大全精准版

阿信年幼时在雪地里迷了路，被一个逃兵俊作救起，电视剧中没有交代俊作的出身。在明治维新前，老百姓是不能当兵的，打仗作战是武士的专有权利。改革后，政府颁布《废刀令》，废止了武士佩刀的特权。1873年，发布征兵令，无论士族还是平民都要服兵役，普遍兵役制的建立也是平民社会的一个特征。

最后说一下迁徙自由的问题。封建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人属地，地可以换领主（即改封），但人随地不会变。在这种情况下，封建主严禁人员流动，根本就没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人员外出都要得到领主的批准（路条），如果私自逃亡就等于脱籍，从此成为“黑人”，不受法律保护。然而到了阿信的时代，看看阿信一生的活动轨迹就可以知道，平民已能够自由迁徙了（参见图三）。

四、读懂日本的两点感想

（1）近代日本的成功，非常惊人

日本从一个等级制的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型，其成就非常惊人，可说是世界史上仅见。通过40余年的明治维新（到睦仁天皇驾崩），平民社会已经牢固地建立了起来，它是日本走向成功的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基础。不然的话，像阿信这样一个出身佃农的平民（何况还是女流）在商业上取得惊人的成就就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或者干脆地说，是截然不可能的（日本尽管不如中国那样歧视女人，但歧视商人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日本的转型成功乃至阿信的商业成就是多么地惊人，完全可以对比中国转型的进程看出。

中国完成同样的转型，大约经历了800年时间，即从周秦之际到隋唐的再度统一。斯大林版的历史五阶段说进入中国，成为主流史学的圭臬前，老派的中国历史学家有主张西周封建说的，有主张春秋封建说的，也有主张魏晋封建说的，但是魏晋之后，就再也没有史家主张封建说了，因为封建社会的特征自此以后已难觅踪迹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自魏晋以后，或最晚至隋唐，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社会转型，这也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内藤湖南所主张的，中国史的“唐宋变革说”和“宋代近世说”的立论基础。

当然，近代日本的成功，有搭资本主义便车的因素，但它在其近代化进程中，既没有不同意识形态争论引发的内乱，又没有农民革命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完全游离于普世的近代化进程一般通则之外；特别是用了40年时间，超越中国800年历程，这样的弯道超车，令人印象深刻。也难怪，日本人也因此觉得他们具有神赋的特殊性，自信心爆棚，最终误入歧途。

没有无代价的成功，特别是没有无代价的特别成功，只是本文无意加以探讨了。

（2）转动棱镜，加深了我们对中日两国的理解

对中国人来说，要读懂日本，有很大的便利，那就是大致说来，在历史发展阶段上，把中国缩缩短就是日本；把日本拉拉长就是中国。因为中日两国同享儒家和释家的文化，同属汉字文化圈。另一方面，从文明传播理论看，日本地处东亚尽头，之外就是浩瀚的太平洋，世界文明从它的起源的新月沃地，一波又一波向东西方向传播，传到日本已是尽头，尽管有“时差”，反倒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的倒影。

我们读日本史，会有许多会心感悟的地方，中国先秦史料流传很少，但通过读史料充沛的日本封建社会史，好像架起了时光隧道，中国先秦的封建社会的诸多不解之谜，有拨云见日的奇效。比如，今读《礼记》，艰涩难懂，因为我们早已告别礼序礼教礼节的社会，但礼却是日本人现实生活中的鲜活风俗。我一再提起的内藤湖南，正是从日本的历史中，看到了我们中国人身在其中而习而不察的历史底蕴。

不用说，熟知中国史也能更深切地理解日本。读读民国时代的学者诸如戴季陶、周氏兄弟等人笔下的日本，见解之深邃，那真是比日本人还日本人吧。

本文太长了，谢谢你的阅读。

2021.5.15

图二：1985年5月号《大众电影》封底。阿信扮演者田中裕子。我在“日本寻迹（六）”中说过，田中裕子在2006年杭州国际电影展上因一部《何时是读书天》荣获最受外国（实则就是中国）人喜爱的女演员殊荣，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就是来自她主演的阿信。

图三：阿信一生的生活轨迹几乎纵贯日本南北。从最北倒数第二个大头针算起，那是阿信的出生地山形县；最北处是阿信在加贺屋米店帮佣的酒田市；东京是阿信离开酒田后的居留地，她在这里学做发型师，并认识了龙三，恋爱成家；东京左边那个大头针是伊势，距名古屋不远，这里是阿信创业之地，从小鱼摊开始，直到创建大型超市；左下角的大头针是阿信的婆家佐贺县，由于婆媳关系，她在那里度过了艰辛的岁月，并失去了一个女儿（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