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是中国的两千年的近邻，步入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挑战，差不多同时开始了改革进程，但日本相继击败清朝和沙俄，一跃成为强国，在二战惨败之后在十几年中又迅速再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前进却要迟缓得多。

中日文化相近，人种相似，地理相邻，然而近代以来一个顺风顺水，耀武扬威，一个命运多舛，步履艰难。而且，日本第一次崛起，还是踩着中国发达起来的，这就更令人怒且憋闷了。

 为什么看上去“同文同种”的两个国家，国运却如此不同？

 如果面面俱到的讲，这个话题足以写出一个几十万字的博士论文或专著来，然而纷繁的现象中，也蕴含着朴素的线索。事实上，日本和中国同属于工业文明来临之时的后发国家，在崛起之路上的不同，可以概括为一个基本框架——日本更容易达成国内的共识，而中国则很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从历史进程上看，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向西方学习，清朝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时间点差不多，中国还要更早一点。

 从改革的内容上看，洋务运动更偏重于器物层面，强调要以西方先进装备来武装自己，同时在建工厂，造轮船，制枪炮上下功夫，概括起来就是“求强”和“求富”。

明治维新更偏重于制度，企图效法西方，将日本进行全面改造。在政治上确立了立宪和议会的基本制度；订立了刑法、民法和商法；建立中央银行和邮政制度；鼓励西化的生活方式；普及义务教育；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军队……概括起来，就是“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

 对比之下，可见日本的改革力度显然更大，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大清无法做到的——给皇帝立个宪？开玩笑！订立洋人那样的法律？大清不需要律师！中央银行是什么东西？大清有户部就够了……建立新式军队？不听话怎么办？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洋务运动最为亮眼的成果北洋水师败于联合舰队，陆军更是不堪一击，一败涂地，大清割地赔款——洋务运动被明治维新完全碾压。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内部变革阻力小，容易达成一致，而中国内部对外面世界的认识迥异，很难达成共识，只能进行最表面的改革。

大清时代，底层百姓浑浑噩噩，中层官僚得过且过，皇亲国戚茫然无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普通老百姓的处境与前朝并没有什么不同，要改变现状，要么去科举，要么去造反，中高层被既得利益捆绑，不愿意进行任何改革。

不是没有明白人，但他们数量很少，根本没有生存空间。在大清的高官中，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徐继畬通过传教士了解西方后，在他所著的《瀛寰志略》中表达了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欣赏——

“按华盛顿，异人也……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他还指出，实行议会制是欧洲各国的共同体制，“不独英吉利也”。显然，徐继畬勇敢地透过表面现象，看到了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先进性。但他在当时却因为“称颂夷人，献媚夷酋”，而成了千夫所指的“汉奸”，被罢免了全部官职，后半辈子只能哆哆嗦嗦地活着。

综合而言，当时的中国人在国家发展道路上很难达成一致——底层老百姓要改变现状，出路很少，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选择；少数知识分子能开眼看世界，知道要学西方，但掣肘甚多；更多的官僚只想保住既得利益，全力维护“祖宗之法”。最后，只能在器物层面上进行极为有限的改革。

其实，就连器物层面的共识，也来得勉强新澳门精准资料大全管家婆料。那些愚昧的顽固派，甚至连火车和蒸汽机都接受不了，即使是谨守“中体西用”的李鸿章，也不得不用马拉火车来糊弄他们。

相反，日本的改革阻力就小得多，这使得他们能够进行有深度的改革。

虽然日本在历史上一直学中国，但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学像过。从表面上看，日本的文字、服装、文化，和中国都挺像，但中日的国情，其实差很多——日本列岛支离破碎，人口有限，资源匮乏，更容易形成割据而不是统一。天皇只是名义上的共主，虽然“万世一系”，但实质上就是个摆设，这种局面更像是中国的春秋时期。

所以，日本在古代不具备形成大国的条件，但却在近代阴差阳错地成就了改革的土壤。

由于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来自政权的阻碍就远不如在中国那样大，中下层的变革要求更容易实现。各地的藩阀是实际上的统治者，他们跟下层的平民距离并不远，对外来冲击的感受相差不多，也没有大清的官僚那种与朝廷紧密捆绑的既得利益。对幕府的不满，对洋人的恐惧和艳羡，很容易地催生出变革的冲动。

日本的藩阀不是强大中央集权之下的官僚，他们是事实上独立的诸侯，也有相当的实力来实施变革。

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能从被推翻的幕府那里获得的不小的权力增量，是改革的受益者，同时也是维新和共识的象征——倒幕派以天皇为大旗，平民从天皇那里找到了认同感，下层武士找到了效忠天皇的荣誉感，得了实惠的天皇自己更是乐见其成，而幕府这一真正的反动力量反倒是非常孤立，并没有费什么劲就被打倒了。

虽然之后还有一些遗留问题需要解决，但大局已经铸就。澳门天天六开彩正版澳门

所以，体量小，政权结构松散，社会结构扁平的日本，反倒更容易形成共识——洋人厉害，那学他们！幕府不肯，还欺负人，那就打倒它！

天皇：干！

平民：干！

藩阀：干！

武士：干！

幕府：MMP……干不过，认怂！

但是大清就很难形成这样的共识了——谁说洋人厉害？“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咱只是武器差点嘛！既然洋人没那么厉害，谁学洋人？汉奸才学洋人！朝廷腐朽，打倒？谋反啊！夭寿啊！万万不能啊……

所以，大清只能在“火器”上面下点功夫，因为这可能是各阶层唯一达成一致的地方了。其结果正如左宗棠所形容的那样，明治维新是“操舟跨骏”，洋务运动是“结筏骑驴”，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不过，达成共识不等于达成正确的共识。日本新形成的体制有利于崛起，却没有足够的纠错能力，导致日本的共识很快就跑偏了，跑到了靠不断侵略掠夺的邪路上，被侵华的执念所困，欲罢不能，最后被美国一顿暴揍，乖乖投降……

二战之后的日本被打成一片废墟，一度被认为从此就这么完蛋了。但日本很快就从废墟中爬了起来，以另一种形式再次崛起，在八十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其中同样有日本人容易达成共识的原因，而且这一次，日本形成的共识可能比明治维新还要一致。明治维新还打了两场不大的内战，这一次则是没有二话，全体自动乖乖地跟好美国爸爸。

虽然和平宪法有美国强加的因素，但战败的惨状让大多数日本人头脑清醒了很多，形成了要赚钱不要战争（反正有美国罩着），“闷声发大财”的共识，劲往一处使，从而再度崛起，成为经济规模上与整个欧洲相当的经济大国。新澳门内部一码精准公开

很多人将中日的差别归结为日本团结而中国不团结，实际上“团结”所反映的，正是各阶层能不能达成共识，以及达成共识的难易，而不是表面上的道德。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看，每当在国家发展道路和方向上达不成共识时，就呈现出曲折反复的折腾状态，而且往往得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在洋务运动之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解放战争等，皆因无法形成根本性的共识而引起难以妥协的冲突，只能用暴力来解决。

相反，能够达成共识的时候也不是没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战、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国家发展战略上达成了一致，九十年代两岸的谈判达成，保证了两岸二十多年的和平与繁荣，两岸人民受益良多。很明显，每当各阶层能够形成共识，中国便呈现出团结向上的局面。

进入近代的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已经流了太多的血，这也许是一个传统大国重新崛起难以避免的代价。今天的我们，应该从历史教训中学会以中华强盛为最大公约数，包容并举，各尽所能，这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必要条件。

即使是在生活中，这一点也很重要——和你的室友、同学、同事、伴侣……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同样是保证团结和效率的要素。

还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团结就是力量！但是我们要正确理解团结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