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策在《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一文中对“工人文学”的概念作出了较为全面与深入的分析，指出“工人文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工人作家”写“工业题材”。其实，“工人文学”这一概念由来已久，它的出现与文学创作主体的工人身份、工业生产活动以及文学创作为工人服务的目的密切相关，它的出现不仅表征着工人阶级社会政治地位，更是代表着一种文学创作题材的出现与文学创作观念的变迁。“工人文学”是随着工人这一社会阶层的出现而出现的，它也将随着工人社会身份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工人文学”的发展形态各不相同。在一些国家的具体创作实践中，“工人文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创作者的工人身份、以工人与工业生产活动为创作对象、为工人的生产与生活服务。可以说，“工人文学”是以工人作家为创作主体，以工人以及工业生产活动为创作对象，为以工人群体为代表的广大群众服务的文学。

　　中国“工人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工人文学”的兴起、发展与中国工人阶级政治地位的确立及国家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艺界先后掀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文艺大众化”运动，为“工人文学”的出现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1949年，随着天津、上海等几大工业城市的先后解放，在这些城市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工人作家”的身影，如天津第一代工人作家阿凤、董乃相等。50年代中后期，中国迎来了“工人文学”的第一次创作高潮。1953年，国家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为了配合政治宣传，积极发动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在一些工业城市及各大国营厂矿单位相继成立了“工人文学”创作培训班，组织、帮扶工人们的文学创作。如当年的“上海工人文学创作组”就由几家单位联合举办；又如1956年天津市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社成立，发行刊物《天津工人文学》，直到2003年，该刊物才改名为《劳动者文学》。几十年来，该社团涌现出了众多的工人作家，收获了丰硕的文学成果。又如1956年6月武汉钢铁公司成立“武建文学创作中心小组”，大力组织、培养工人的文学创作活动。1964年创办的《武钢文艺》一直活动至今，可以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具有生命力的“工人文学”创作组织。而在当时的北京、鞍山、上海等大工业城市，各种各样的职工文学讲习班的开办，大大提升了工人们的创作积极性与创作水平，大大推动了“工人文学”的发展。上海的胡万春、天津的万国儒、北京的李学鳌、鞍山的李云德、武汉的李建纲等，都是当时颇具盛名的工人作家，他们所创作的工业题材文学，代表着当年“工人文学”的最高成就。虽说，与同期草明、艾芜、萧军等职业文人的同类创作相比，前者在创作技法上略显粗糙、在主题表现上较为浅显，但在整体风格上，工人作家们的创作却多了一份真实与淳朴。不过，由于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的创作多表现出重思想轻艺术、多叙述少描写、多呈现少思考的特征，整体的艺术水平有限。

　　随着20世纪80年代国家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加上文学创作观念的不断革新，传统的工业题材文学日渐边缘化，其创作逐步进入沉寂期。然而，工业题材文学的式微并不等于“工人文学”的消亡，在煤炭、冶金、石油等工业系统，在武钢、鞍钢等大型国营工业基地，在天津、鞍山、武汉等工业城市，“工人文学”的发展如野火在地下运行、奔突。如“天津工人文学社”一直发挥着组织、培养工人作家的社会职能，先后培养出了一大批工人作家，最著名的要数工人作家肖克凡，1983年，他开始创作工业题材小说，一直到现在，他的创作仍未离开这一题材。在80年代扶持与发展“工人文学”的城市当中，北方有天津，东部有上海，中部有武汉。特别是天津、上海等城市的“工人文学”创作活动，与当地的工人俱乐部、工人文化宫以及相关的文学团体组织紧密相连。在上海，此期就出现了宗福先、贾鸿源、贺国甫等工人作家。而武汉的“工人文学”创作活动主要集中于武汉钢铁公司。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后期，武钢组织出版了15部文学作品集，先后邀请了徐迟、蒋子龙等近30位知名作家到公司进行文学创作指导，并积极倡办“武钢文学院”，先后培养出了一大批工人作家，董宏量、崔立民、马景源等是其中的代表，池莉最初也是在武钢接受文学的滋养，进而走上中国文坛的。在中国的煤炭系统也相继形成了“四大文学创作中心”，即平庄、兖州、大同、平朔文学创作中心，在每一个创作中心，均拥有一个强大的工人创作群体。与前期工人作家的创作相比，这一批工人作家文学创作的主动性更为明显，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准有了极大的提升，他们对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变革以及中国现代产业工人在这一历程中情感变化历程的描绘更为具体与生动。正是这些来自生产一线工人们的创作，推动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在现实大地上的有力发展。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人文学”呈现出了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创作现象。在一些大型的国营企业，“工人文学”创作一方面沿承着早期“工人文学”于素朴中见崇高、于简约中见壮美的创作风格，着力呈现中国现代工人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与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辉煌；另一方面，它将触角伸向现实生活的深处，呈现现实的种种矛盾，在书写主旋律之余难掩笔墨的沉重与无奈。与之相对，在那些非公有制企业以“打工仔”身份出现在众人视线中的工人作家，他们的写作更多地呈现出一份沉郁、一份悲凉。他们的文学一直被归之于“打工文学”的名下。虽说“打工文学”的创作者不全是打工的工人，但在这一创作队伍中，有着无数的工人写作者，他们所写作的与工业题材有关的作品均可归入“工人文学”的范畴。新世纪以来，在打工者队伍中，涌现出了郑小琼、王十月、萧相风等作家。他们的创作不仅将“打工文学”的艺术水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更是将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的重要工业区杨浦区涌现出了大批的工人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工人文学”作品。正如学者陈思和所言，他们的创作有点接近于群众创作，“他们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自动诞生的。”自动诞生意味着一种主动的生命选择，新世纪以来，工人作家们的创作逐步摆脱外在政治、文化、体制等等外在限制，“工人文学”的创作逐步进入到一个贴近现实、贴近人生的新时代。

　　中国工人的“文学梦”

　　在20世纪的前期，中国的工人阶级与文学的关系极其淡薄，在1949年以前，中国工人只是当时文学启蒙的对象和被动的接受者。随着中国工人阶级政治地位的确立，中国工人与文学的关系日渐紧密。对于中国的第一批工人作家而言，文学是他们描绘新生活、赞美新生命与描绘工人阶级兄弟不畏艰苦险阻、勇于向工业化道路迈进的英雄气概的最好方式，也是他们用来抒发自我的政治情怀、确立自身政治身份的最佳手段。他们将当时的工业生产活动与文学创作紧密结合，文学成为他们献给祖国与生活的最佳礼物。正如武钢工人作家李建纲在回忆该期文学创作时所言：文学就是歌颂。他们的文学梦是与他们多彩的青春梦想、激动人心的工业生产活动以及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紧密相连的。他们的文学梦就是中国第一代工人的创业梦、青春梦与中国梦。他们关于文学的所有理解极大程度上就是他们关于工业、祖国与未来生活的全部理解。当年中国人民关于工业发展现代化的梦想，在经过他们的文字描述甚至是文学想象之后，变得更为鲜明与充满迷人色彩。

　　与上一代工人作家洋溢着青春激情的文学笔调不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工人作家的文学创作显得更为内敛、成熟甚至是厚重，他们的文学梦想也变得更为现实与复杂、更加贴近人的内心。就拿该期武钢几位较为活跃的工人作家为例，经过历史的沉淀，他们的文学梦想具有更为开阔的纵深感新澳免费资料大全精准版。《武钢文艺》的现任主编董宏量，这位从修炉工成长起来的工人诗人，在1982年调入《武钢文艺》做编辑之前，文学是他展示个人创作才华、抒发个人情怀的一种表述方式；可在这之后，多年的编辑生涯让他明白，文学不属于某一个人，它也并非只是一种宣传、一种放纵或一种诉说的手段，它属于所有的人，几十年来他对文学、特别是对“工人文学”不离不弃，是因为他“力求让文学之光映照那些渴望诗意的心灵。”因为在日渐变化的现实面前，任何人当然也包含那些整日在幽深的矿井里、在燃烧的高炉前、在忙碌的流水生产线前工作的工人朋友们，都需要用一颗诗意的心来填补、来抚慰快节奏的社会生活所带来的缺失与疼痛。而对于武钢工人崔立民而言，文学则是他安顿灵魂的一种方式；正是文学无穷的魅力，吸引着他走过了人生的一个又一个台阶。这位普普通通的工人作家，在他30多年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他的文字始终未离开过工人。从上世纪90年代的《白夜》到本世纪的《我们恋爱结婚的时代》与《寻人记》，崔立民用翔实而生动的笔墨写到了武钢工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活遭遇与生命感受。“红钢城”是武钢工人的家，而关于“红钢城”的文学，也成了崔立民的安魂之乡。而武钢老作家马景源，将他的文学创作与中国的矿山开采以及现代工业历史紧密相连，该期他所写作的一系列小说、散文充满着历史的厚重感，他的文学梦想承载着他独有的历史情怀。1999年，他的长篇小说《克虏伯之恋》问世，这部作品因其开放的叙事结构、深刻的主题呈现与详实的历史资料，被赞誉为一部悲壮的近代钢铁工业史。同样，在天津工人作家肖克凡的文学里，中国现代工人、中国现代工业史是永远的话题。1987年他的中篇小说《黑砂》问世，1997年，他发表工业题材力作《最后一个工人》，2006年，他再度以一部反映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传奇的长篇巨著《机器》而轰动文坛。当工人参与工厂政治的权利被剥夺，当工人与机器的亲密关系被隔离，工人关于生活的所有美好想象也将会随之枯竭。在肖克凡的文学梦想里，有着太多现实的无奈与悲凉。

　　与这些国营大企业内部的工人作家不同，从打工妹队伍中脱颖而出的工人诗人郑小琼的文学梦想显得尤为地沉重，甚至是令人惊异与敬佩。这位已经出版了数部诗文集的年轻女子，这位在南方打工多年、如今依然在南方打拼的弱女子，她却将文学作为倾诉千千万万农民工微弱而细小的声音的一个窗口，作为“为我们的时代的变迁保留一份内心的见证”的文字记录。她的最新诗集《女工记》出人意料地采用了以打工者的名字作为每首诗标题的形式，她认为，一个人的名字包含着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然而，在现实生产活动中，特别是在那些非公有制企业中，工人们所从事的工种、或者工作编号成为了他们的指代，他们的姓氏、性别、个性、情感全部被无情的生产关系所解构。“捍卫每个个体的尊严与利益，就是捍卫一个国家的尊严与利益。”2011年10月31日，广东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成立。培养、扶持工人作者的写作，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帮助产业工人们解决心灵问题成为该协会的宗旨。

　　工人作家所有的文学想象都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他们的文学梦其实就是中国最广大民众的中国梦。他们梦想着在现实的中国，国富民强，工业发达，工人们拥有良好的生产与生活环境，特别是在生产活动中，他们能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甚至能体会到一种劳动的快乐与满足。然而，梦想的实现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长度。我国工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环境正在日渐改善，工人们各种生活梦想正在朝着现实进发。

　　提倡“工人文学”的意义

　　“工人文学”其实早就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进程之中。今天的中国工人已不同于原来的中国工人，不仅是他们的文化身份各不一样，而且他们的整体文化水平以及周围的创作环境有了极大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工人渴求用文学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提倡“工人文学”不仅仅是对中国现代工人文学梦想的一个满足，更是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在国家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今天，工人群体已真真切切地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批的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里的工厂，来到机器和流水线旁。关注社会群体的大多数，关注社会现实，这本是文学应有的使命；因而关注中国现代工人的生存状态，关注工人们的文学写作，关注来自生产一线工人内心的声音，其实就是在关注着中国广大百姓的现实人生。提倡“工人文学”的发展，在某一层面就是让我们的文学从前些年所谓的“底层叙事”、“苦难叙事”的负面影响之中走出来，让我们的文学真正回到历史的现场，让工人作者来写自己的生活与自己所理解的工业化生产，也让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真正回到现实。

　　更为重要的是，以来自生产一线工人的文学创作，它们为当代文学写作开启了一个新的向度。坚守与支持“工人文学”的发展，不仅能为广大工人提供文学写作的空间或平台，而且还能将广大的读者带入到一个关于人类发展与工业文明之间关联的思考之中。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来保护我们作为人的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对这一严峻社会问题的分析与探究，也许能够在某一层面为我们的政府提供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也为广大参与其中的工人朋友提供一种生命参考。提倡“工人文学”，不仅可在社会管理、工业生产等方面充分调动工人的参与意识与生产积极性，为相关的管理者提供一个了解当代工人生产、生活情感的窗口，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作出贡献，也可让我们的现代工人在“工人文学”的阅读或创作过程中，对自身所从事的工作以及自我的生命诉求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当然，提倡“工人文学”还在文学层面上，直接回应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文艺大众化”活动。工人的语言与现实的生产活动、生活活动紧密相连，他们的语言简洁、朴素，大多数工人作家写的文学作品，语言简洁、生动，形象感强而又具有行业特色。让文学语言回到生活现场，这也许是“工人文学”无意间为中国文学作出的另一大贡献。

　　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期待着更多、更好的“工人文学”作品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