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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2021 / No.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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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坡上的国安学

一、引言

智库早在诞生之初就与“国家安全”（此处指的是王国安全，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安全）密切相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安全的思想库就达到了鼎盛，儒、法、道各家对于各个王国的国家安全建言献策，为各自国家存续而奔走，在当时形成了一个相对充分和自由的思想市场。虽然古代王朝的智囊模式存在着严格的人身依附，但诸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对政治安全的论断成为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智慧结晶，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时至今日，国家安全“智囊”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作出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指示，为智库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几乎在同一时间，党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等，确保国家安全工作得到重视。国家安全智库在国家安全体制中属于国家安全咨询机构，在政策建议和公众传播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安全和新型智库建设同为新兴研究领域，有着共同的发展空间。由于起步时间较晚，国家安全智库建设存在许多基础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在概念、分类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从中国国家安全实践出发，对国家安全智库的定义和发展现状进行厘清，以期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智库的下一步发展有所帮助。

二、国家安全智库的界定与分类

“智库”和“国家安全”的概念内涵十分广阔，同时其边界也非常模糊。过于宽泛地定义“国家安全智库”会使得智库在实践中难以抓住重点，而过于狭隘地定义“国家安全智库”则会削弱其在多个安全层次上的业务拓展。因此，国家安全智库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导，准确地理解国家安全智库的界定和分类。

（一）国家安全智库的界定

中国的国家安全智库的定义不能简单地照搬外国模式，而应立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实践，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智库做出界定。在202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中，按研究领域划分出“防卫与国家安全”（def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类别智库，其给出的界定是“全球领先的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为国家安全、军事和国防政策做出卓越的创新研究和战略分析”。这种界定体现的安全概念是“防御型安全”（security），针对的是带有主观胁迫意图的威胁来源，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重点关注和长期讨论的以军事安全为重心，并涉及政治等领域对国家以及个体、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相关的安全。在这种语境下，国家安全具有“高政治性”，注重的是传统安全观念，关注的重点是国家之间的安全战略互动和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化。但是，《全球智库报告》中对于国家安全智库的界定忽视了“管理型安全”（safety），这类安全针对的是不带有主观意图，因客观疏漏而产生的安全事件，如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有些国家无法履行对外经济债务而引发的金融安全问题、外国文化的强势传播对本国文化传统造成侵蚀的文化安全问题、疫情爆发造成的生物安全问题，等等。这些非主观意图、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同样值得研究，随着新科技时代的到来和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增多，这些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在逐渐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

此外，国家安全不仅仅是针对国家外部行为体威胁的防御，也包括来自国家内部的安全事件和问题，这些问题也同样值得智库的关注和重视。国内发生的重大国家安全事件管理中，涉及多部门协同、多层级贯通、跨区域联动、政府与社会协同、信息共享等难题，国家安全智库也应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支持和政策参考。因此，国家安全智库的研究内容既要包括主观造成的安全问题，也要包括客观造成的安全问题；既包括传统安全问题，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问题；既包括外部安全问题，也要重视内部安全问题，是宽领域、多层次，是符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和系统性的内在要求的研究。

与此同时，对于国家安全智库的研究范围界定也不能够过度“泛化”，并不是所有层次的国家安全问题都是值得智库研究的。2015年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安全类智库所研究的内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安全问题（issues），而是特定意义上的安全问题（troubles）、是“国家安全问题”，强调涉及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核心或重大的特定对象，处于造成或可能造成危险和威胁的特定状态，被列入国家安全议程特定程序的安全问题，有着实践上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值得智库去研究、分析，并且可以形成政策报告的安全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所讨论的国家安全智库是指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立足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针对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等国家安全领域内的国家安全战略、管理、体制机制等重大国家安全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分析，为国家安全重大决策提供政策咨询、国家安全公共政策普及扩宽渠道、国家安全人才培养提供平台的智库群体。

（二）国家安全智库的分类

按照上文中的定义，国家安全智库是针对“国家安全”这一研究领域内的智库而言的，本文认为，从智库的研究内容来看，可以分为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不同组织属性的国家安全智库有着不同的研究偏向，本文按照组织属性将国家安全智库主要划分为官方背景智库、高校智库和民企智库。从智库的研究范围来看，不同专业性的国家安全智库研究涵盖不同的国家安全领域，按照专业性又可以分为综合型国家安全智库与行业型国家安全智库。综合型的国家安全智库研究涵盖多个国家安全领域（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和地区安全领域（东亚、中东等），偏向于在国家安全战略、体制机制层面进行研究；而行业型的国家安全智库往往在一个安全主题或地区安全领域进行研究，其成果更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近年来，民间企业的安全智库逐渐增多，成为国家安全智库力量的一个重要补充。值得强调的是，不同类别的国家安全智库所研究内容并非完全割裂，而是相互联系、彼此互补的2024澳门特马今晚开奖06期。具体见图1。

图1 中国国家安全智库分类

官方背景的国家安全智库大多有着深厚的研究能力、资金支持和人员配备，这类的国家安全智库与国家安全决策距离较近，其研究以应用研究为主，研究成果也能够较好地转化为政策。在《全球智库报告》中的“国防安全”的排行中，中国官方背景智库只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入选，其研究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国家安全领域和地区安全领域，属于综合型官方背景国家安全研究智库。此类综合型的智库还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CIIS）、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SIIS）、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以及全球化智库（CCG）等，这种类型智库的研究成果不仅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而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思想和安全大战略有着深远的影响。另一类行业型的官方背景国家安全研究智库聚焦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国域安全等单个或多个国家安全领域和地区安全领域，承担着国家安全项目建设。例如，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CAPS）安全政策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CRSS）、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CACDA）、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国家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NISEC）、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中心（CITSEC）、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中国地球物理学会（CGS）国家安全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北京海陆经济发展安全战略研究中心（MCSS）等。专业型的官方国家安全智库有着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较高的成果直接转化率，能够切实地解决各个国家安全领域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紧迫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和技术咨询服务。

高校研究智库是另一类主要的国家安全智库，与官方国家安全智库相比，高校国家安全智库在资金使用、研究方向选择、研究成果展示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研究内容也主要偏向于基础研究，学术性较强。高校智库多为综合型，如同样上榜《全球智库报告》中“国防安全”一类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IISS）。这类智库对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公开发表或向有关方面提交有政策含义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同时，为相关学科的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此类综合型高校国家安全智库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华东理工大学国家安全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郑州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等。另外，有些高校智库选择对战略新兴领域开展研究，在行业领域有专业优势。例如，清华大学的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安全治理进行研究，从跨学科的角度来分析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与挑战；从数字安全（digital security）、物理安全（physical security）和政治安全（political security）3个层面系统分析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和挑战。类似的专业型高校国家安全智库还有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CISAP）、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NTS-PD）、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法治研究中心等。与此同时，高校智库最重要的工作在于人才培养，尤其是学生的参与和培养，使专业研究人员、教授和学生共同参与或让学生独立完成研究工作。通过为年轻人提供平台、连接人脉、鼓励合作、培养对政策的兴趣等方式，既培养了下一代的专业研究人员，又完成了相关的政策研究课题。

此外，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中国民营企业的安全智库逐渐增多，主要聚焦于中国企业和项目的利益保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安全产品和服务，重点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民企安全智库的主要作用在于以信息保障和公关渠道为核心构筑预防体系，通过海外要情分析对风险信息进行预警，提升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能力。

三、中国国家安全智库现状

中国国家安全智库立足于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实践，在价值立场、属性定位和跨学科发展3方面带有明显的特点。就目前发展现状而言，大部分国家安全智库在人才机制、国际互动和社会影响方面有着许多不足之处，并且亟待提高。

（一）国家安全智库的特点

首先，中国的国家安全类智库需要保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事业的忠诚度。本文并非否定西方智库所强调的分析过程和理论逻辑独立的重要性，而是在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环境下，国家安全工作事关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发展的可持续性，需要相关智库提高政治站位、理解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和自身的使命担当。因此，国家安全类智库在社会资金来源、人员招聘、研究内容确定等方面均较为严格，从业人员一般都有着较高的政治素养和较强的纪律性。国家安全智库严守政治立场也并非与官方观点亦步亦趋，而是在为政府提供政策服务时，始终以国家利益优先为指导理念，提出符合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现实需要的咨政建议。

其次，中国国家安全智库在现阶段的属性定位上也有不同，智库不仅应该起到咨政作用，同时也要承担一些学术机构的功能。与智库专注应用研究不同，学术机构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专长于理论创新。2021年1月14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设置“交叉学科”门类下设“国家安全”一级学科，中国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刚刚起步，国内只有寥寥几家学术机构，基础研究极为匮乏。国家安全研究的分工体系正在逐渐地形成，而长期从事国家安全研究的智库有着深厚的经验和积累，自然要承担起更重要的责任。既要在基础研究层面解决国家安全学科的一些理论创制问题，同时也要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政策话语体系。

此外，国家安全智库带有明显的跨学科发展的特点。无论是综合型还是专业型的国家安全智库，在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公共卫生、环境）时，单一学科知识都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国家安全智库在进行政策产出时，需要运用跨学科手段攻关重大课题，自然科学手段和社会科学手段同等重要。在面临信息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等重要新兴战略安全领域时，只有通过跨学科合作的方式，才能使一项政策在其历史的变迁、法律的条文、技术上的可能性和政策上的可行性上得到令人满意的方案。

（二）现阶段国家安全智库发展的不足

现阶段国家安全智库发展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在人才机制方面，国家安全智库进行政策介入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通过人才政策的“旋转门”机制进入国家安全决策系统，让专业人才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美国智库界与政策界的“旋转门”机制非常成熟，人员流动频繁。例如，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的创始人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在奥巴马政府出任东亚和太平洋任助理国务卿，特朗普任期内短暂回归智库之后,又在拜登新政府内任“印太地区协调员”（Indo-Pacific coordinator）一职，在美国民主党政府的亚太地区安全政策、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拜登政府中还有多名重要成员都来自知名美国国家安全智库，例如，国务卿安东里·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曾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的国际安全专家；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曾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CEIP）总裁；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等11名专家学者进入拜登国家安全和外交团队。通过这种政府部门与智库间的人才传递，有政府机构经验的研究员既可以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可操作化水平，又可以将之前的政府工作经验、人脉以及声望传递到机构内部，从而提高了研究成果的水平和社会影响力。这一部分研究人员再次进入政府系统内部时，就可以直接将智库研究的思路带入安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大大地提高了智库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率。中国的政府机构和官方智库之间虽有人才传递机制，但是从频率和数量上来说仍处在较低的水平，未能较好地提高国家安全智库研究的政策影响力。

在国际互动方面，对外传播和塑造对外安全话语权的能力有待提高。国家安全一直是国际舆论中的重要议题，关于中国崛起的负面言论始终不断。无论是早前的中美“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金德尔博格陷阱”（Kindlebergertrap），还是近年提出的“锐实力”（sharp power）、中国人权问题等，西方智库产出的安全概念和重要安全表达始终在国际舆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智库和学者提出的诸如“道义现实主义”“关系理论”和“和合主义”等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理论没有成为国际安全话语体系的主流，一方面是因为文化上的隔阂，另一方面也是智库的国际表达不足所致。在有着“防务领域达沃斯论坛”的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MSC）中，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多个会场的核心议题，中国智库特别是国家安全智库发出的声音依旧是太小、太少，很难形成对西方安全政策核心人群的直接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智库作为政策解读的重要机构，应该借助此类西方主导的安全会议或举办中国主场的高端安全论坛（如香山论坛）向世界，特别是西方安全政策核心人群，传递来自中国智库的安全政策解读和看法，在安全议题设置中逐渐成为引领者。

在社会影响方面，国家安全智库在大众传播领域的工作仍有提升的空间。国家安全智库除了正式的研究成果之外，应重视智库的“启民”作用，向公众宣传国家安全理论与思想。智库不同于官方宣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普及国家安全知识，在新媒体时代，国家安全智库可以充分利用新传播手段，将一些专家的研究和观点在社交媒体或短视频平台发布，从而达到影响公众舆论的效果。现在大多数国家安全智库都有社交媒体的传播能力，但是形式仍过于单一，且传播能力仍然不足。

四、中国国家安全智库发展路径

2020年12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国家安全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就要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家安全智库也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如何在大安全格局中找到自身定位与发展方向，是摆在中国国家安全智库面前的一项重要命题。

（一）用系统性思维认知国家安全智库发展

系统安全理念是指“国家安全是一个社会系统，国家安全活动和国家安全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因而必须运用系统的观点、原则和方法认识和分析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活动，以及各种安全要素之间的关系”。从智库的角色定位来看，国家安全智库的活动连接政府、社会公众以及高校群体等多方组织，在安全大系统中起到重要的“枢纽”作用，作为平台汇集各个社会系统中的专业人才为国家安全工作出谋划策，服务于国家安全政策的决策、执行和评估。

从国家安全智库的研究领域来看，各安全领域也并非线性相关，而是系统的、分层次的，国家安全智库的研究应该分层次开展。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一些重要的国家安全要素作出战略性系统定位，并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和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现有的国家安全智库以综合型为主，研究议题过于发散，削弱了在专业方面的影响力。随着国家安全情势的日益复杂，需要培育一批专业型的高水平智库，在不同的国家安全领域进行专业化研究。同时，国家安全智库也要着重从保障根本和基础性的国家安全领域角度出发，平衡研究力量的投入和配比。

（二）推动国家安全政策公共化工作，管控国际安全话语权

国家安全智库影响公共政策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咨询和发表声明，向政府提交报告、参加听证会、向政府输送人才等方式，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另一种是向公众宣传自己的观点，引导公众舆论，从而达到影响公共政策的目的。国家安全智库的一项重要作用在于推动形成社会共识，全民的国家安全观念的形成有赖于智库的重要作用。智库应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发行出版物、媒体评论、采访互动和撰写公开报告的方式对国家安全知识的普及做贡献，对相应的国家安全政策和法律进行解读，向社会公众进行普及，从而真正做到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权益，始终把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在2021年4月出版发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系列丛书》，以一种通俗而不失学术的方式让读者了解到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让民众在拓宽知识开阔眼界的同时，又提升了其国家安全意识。

此外，国家安全智库应该注重国际安全话语权的管控，努力改善中国的国家安全形象。随着中美关系的急剧变动，美国智库的涉华研究的“冷战化”色彩日益浓厚，有些知华派美国智库专家态度急转直下，如之前多次呼吁中美合作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在疫情加剧时转而持极端立场，鼓吹美国利用疫情导致的负面声音来打击中国。鉴于美国智库的国内外的政策影响力，将会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安全战略带来不小的打击和压力。作为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智库应该致力于国际安全话语权的管控，着重从环境安全等中美存在合作空间的安全领域出发，以“合作安全”“共同安全”话语对冲美智库的“零和安全”论调。具体而言，应加强对外人文学术交流，增加安全政策核心人群的互信，保证始终将战略克制作为主流战略文化。另外，外国媒体常常关注冲突和对立，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形象偏向于对抗，我国国家安全智库应主动强调中国安全战略的非对抗性，并拓宽对外表达的渠道，进而做到厚植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民意基础，从源头打消敌意。

（三）培养高端国家安全人才

人才队伍是国家安全工作最重要的资源，国家安全智库要充分承担起高端国家安全人才培养的责任。习近平主席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十点要求中提及，要“坚持加强国家安全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国家安全战线党的建设，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打造坚不可摧的国家安全干部队伍。”国家安全智库应该以此为契机，建立与政府之间常态化的人才“旋转门”机制，为国家安全工作培养拥有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的智库高端人才，让国家安全专业人才进入到决策领域，提高政策的科学化水平。除此之外，作为国家安全咨询机构，国家安全智库应加强与国家安全领导和执行机构的日常联系，以项目为引领，切实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紧迫问题，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培养兼具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国家安全人才。（作者：王月禾，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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