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00年1月27日英、法、美、德、意等国联合照会清政府，再次要求取缔义和团。1900年2月1日山东高密群众围攻德国铁路公司，相持数日并破毁铁路，至14日德军扬言要以武力镇压。1900年3月13日帝国主义列强在渤海举行海军示威，显示要用武力干涉大清帝国。1900年4月6日英、美、德、法公使照会清政府，限两月剿除义和团，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直、鲁两省代为剿平。1900年4月义和团刚在北京近郊发展起来，俄罗斯帝国公使就提出镇压，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各国公使也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照会清朝政府“剿除义和团”，并将舰队聚集大沽口进行威胁。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参加义和团，以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占据上风。1900年5月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平乱。5月20日公使团会议提出调兵来北京，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清政府被迫同意。1900年5月30日至6月2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400多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1900年5月31日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要求加强保护，英、美、法、俄、日、意六国从天津派水兵及陆战队349人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北京。随后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24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联军达2000余人。

（二）1900年6月3日德、奥派兵83人抵京，1900年6月6日前后八国联合征华计划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进攻中国的战争爆发。1900年6月10日北京使馆对外通讯断绝，各国驻天津领事及海军将领召开会议后决定组成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于次日乘火车前往北京。北京东交民巷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使馆区内被围者3000人当中有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其中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保护使馆的包括409名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使馆内有足够水井及粮食，英使馆内更有小马150匹可供食用。1900年6月11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2000多人强占火车由天津驶往北京，帝国主义的征华战争激起义和团坚决抵抗。11日下午联军到达廊坊南10公里的落垡车站东大桥处，这时埋伏在道路两侧的义和团2000余人，在首领倪赞清的指挥下手持大刀长矛向火车上的联军发起冲锋，这场战斗又称东大桥之战。6月13日夜联军到达廊坊车站，由于铁路被拆毁，加上增援而来的清军和义和团民，双方在廊坊形成数日的对峙。14日八国联军到达廊坊火车站，前面的铁道被义和团拆掉。

（三）东大桥之战是1900年6月11日傍晚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与2000多名手持刀矛棍棒的义和团和民众在落垡车站东大桥处展开的战斗，1900年 6月11日傍晚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乘坐的列车抵达落垡车站东大桥处，2000多名手持刀矛棍棒的义和团和民众从铁路两侧树丛中呐喊着冲向侵略军。事发突然让侵略者们惊愕不已、措手不及，他们立即窜回列车。为阻止侵略军进犯北京，义和团民冒着重炮、机枪轰击与侵略者展开血刃肉搏战，顷刻间义和团伤亡60余人。联军的一名英国上校军官在随军日记中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和民众在训练上所缺少的东西，却由他们的勇猛来补足。他们在优势的敌人面前很少怯懦，而更多的却是爱国心和信念，东大桥之战打响义和团武装反抗八国联军入侵中华的第一枪。6月18日下午2时许义和团向廊坊火车站发起攻击，战鼓声、呐喊声、刀枪撞击声惊天动地，数千名义和团民如潮水般冲向车站。这一仗直到下午4时结束，共打死联军50多人，伤100多人。此战义和团阵亡500多人，清军阵亡200多人、伤300多人。在廊坊的多次战斗中义和团和清军共打死八国联军62人并打伤332人，廊坊一战后联军只能选择向天津撤退等待支援新澳门资料大全正版资料2023。

（三）据《武清县志》载：1900年春武清各村纷纷建起义和团坛口，义和团、红灯照活动遍及全县，并在境内蔡村、河西务等地相继发生义和团抗击外国侵略者活动。武清义和团近万人在五月初十进县城举行游行示威，在关帝庙总坛口高喊“上法抵外寇，还我好河山”进行声势浩大的“树旗宣誓”。京津铁路自天津至廊坊大半里程途经武清下朱庄、杨村、黄庄、豆张庄、东马圈五乡镇，武清县城总坛口距城南京津铁路十余里。当年义和团在天津河北区一带设有大坛口（总坛口），总首领曹福田（静海人）。1900年4月聚居北京东交民巷的十一国公使对清军的保护失去信心，于是向清廷提出自备卫队保护使馆的要求，几经交涉后总理衙门终答应要求但限每国只准许派30人。1900年5月31日英国79人、俄国79人、法国75人、美国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的卫队乘火车入北京。6月3日德国水兵51人、奥匈士兵32人入北京，6月9日慈禧太后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京。6月10日后北京使馆区与外界的电讯联络中断，于是各国急商增派援军入京。6月11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拼凑2066名（英军915人、德军54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意军40人、奥匈军25人）官兵组成联军先遣队，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任司令、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为副司令、俄国上校沃嗄克任参谋长，从天津搭火车出发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四）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命聂士成率配备重机枪的精锐部队武卫军前往守卫天津杨村一带，西摩尔联军在廊坊一带遇到聂军及义和团的阻击，刚至天津西郊杨村便被清军和义和团包围。聂士成命令义和团打头阵上前线冲锋，结果在八国联军的机枪下伤亡惨重被迫掉头，但又被聂军用机枪扫射，在双方的机枪下义和团民被杀殆尽。此后清军和联军才直接交战，聂士成一向主张镇压义和团，而他所率的武卫军也常遭义和团袭击，聂士成曾在致荣禄的信中称：“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聂军在5月的一次镇压义和团毁铁路行动中枪杀五百多拳民，为义和团及清廷当政者端王所仇视。裕禄将阻击联军归功于义和团并大赏义和团，而聂军则分文无赏。聂士成6月奉命攻打天津租界时义和团乘机四处焚掠，聂士成派兵镇压，杀义和团千多人，招致义和团妒恨，诋毁聂士成通敌。清廷下旨督责，聂士成非常气愤，称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于是每次战斗均亲上前线。联军只是七拼八凑的杂牌军，而西摩尔则是不擅陆战的海军将领，因此一经交战联军便处于劣势，只能撤回天津待援，清廷称此役为“廊坊大捷”。6月17日八国联军主力部队攻占大沽炮台，6月23日援军到达为西摩尔解围，此时天津一带只有聂士成部奋勇抵抗联军。7月初聂军与联军交战时，义和团到聂家摅掠聂士成的母亲、妻子及女儿，聂士成派兵追赶。而其部下有一营新军其中有很多士兵与义和团串通，大叫聂军造反并开枪射击聂军，使聂士成腹背受敌，他本人身中数弹。7月9日聂士成在城西八里台中炮阵亡，义和团本要戮聂尸，因联军追至才幸免。清廷朝议赐恤，载漪、刚毅力阻，后来清廷下诏称聂士成：“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7月14日天津城沦陷，八国联军入城纵兵杀掠，直隶总督裕禄率清军余部退往北仓。廊坊大捷一役从11日开始到18日结束，共打死八国联军62人、负伤332人，义和团、清军、平民群众死伤近千人。

（一）1900年6月中旬八国海军在沙俄海军将领指挥下联合进攻大沽口炮台，遭到守军坚决抵抗，清军共击伤击沉敌舰6艘，毙伤敌军200余名。正当战事激烈时守将罗荣光中弹牺牲，清军失去指挥导致大沽炮台失守。大沽之役是清朝爱国军民抗击八国联军的一次战斗，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同年三月七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名向清政府发出照会，限期两个月内将义和团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代为剿平”。八国联军海军头目密谋夺取大沽炮台来控制津沽通道，并于当晚派日军300人登陆。英、美、日、俄、法、德、奥、意等八国的军舰30余艘集结在大沽口外，五月二十日各国海军头目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交出炮台，罗荣光拒绝八国联军的无理要求，严阵以待来犯之敌。各国海军头目联合向大沽炮台守将、天津镇总兵罗荣光再次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暂借”炮台，限定在17日凌晨2时以前必须将炮台交出，否则将用武力夺取。当天下午俄、英、德等国的小分队相继登陆，配合日军小分队完成占领塘沽车站和包抄、进攻炮台的准备。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义正辞严地拒绝八国联军的无理要求，严阵以待来犯之敌。

（二）6月17日凌晨在俄国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指挥下八国联军兵舰10余艘悍然从海面和炮台后侧同时向大沽炮台发起猛攻，罗荣光率领守卫炮台官兵英勇抵抗开炮还击。双方鏖战6小时，共击沉击伤敌舰6艘，打死打伤敌军130多人。后因弹药库被敌炮击中导致守军弹药不继，又无援军而处境极为不利。这时陆上的敌军又乘势猛攻炮台，使守军腹背受敌导致伤亡很重。晨5时日军攻占北岸第一炮台，6时英军攻占第二炮台，7时各炮台先后被敌军攻占，大沽失陷。大沽保卫战是一场敌众我寡的战争，在当时是毫无希望取胜的，但以罗荣光为首的大沽军民视死如归、浴血奋战，他们所表现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将千古流传。同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发出解散义和团民的上谕，但一天后慈禧接到手下守旧派大臣伪造八国出兵，实际是要求她退位并让光绪复位的情报后愤怒之下让守旧派统领义和团。

（三）1900年6月日本使馆书记生在前往永定门接应西摩尔联军时被清兵当作间谍处死，德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东单牌楼被守军击毙。实际是日本人代表各国去清廷总理府衙门要求保护使馆区的情况下，途中被清军神机营军官恩海伏击杀死，导致战争真正意义上爆发。21日清政府向各国“宣战”，并且在北京贴出赏文悬赏杀洋人。大沽口失陷后俄、英、德、美援军数千人闯入天津海河西岸紫竹林租界，对天津城及其外围发动猛攻。董福祥率义和团一部进攻老龙头火车站，毙伤俄军112人，数度占领车站。张德成率义和团及清军一部围攻紫竹林，以“火牛阵”踏平雷区冲入租界，聂士成部清军坚守城南海光寺一带。1900年7月八里台一战中聂士成身中7弹，但他仍坚持战斗，最终血竭而亡。八里台保卫战是指1900年丢失八里台在天津城南发起进攻，聂士成为了保护八里台在八里台指挥将士英勇抵抗，最后牺牲丢失八里台的战役。7月9日八国联军在天津城南发起进攻，聂士成在八里台指挥将士英勇抵抗让联军受阻，联军开始等待援军。7月12日八国联军各路增兵均已到来而增至1.4万人，开始对八里台进行总攻。战斗中聂士成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两腿被炮弹打伤而血流如注，仍坚持督军苦战。聂士成最后身中数炮而死，为保卫天津流尽最后一滴血。聂士成是天津清军中抵抗派将领的核心人物，他的牺牲使清军失去指挥，使防御天津的力量开始急剧衰退。八里台保卫战失利以后，八国联军开始疯狂反扑。

（四）14日联军付出伤亡900余人的代价，发射毒气炮后才攻陷天津。但实际上守将聂士成一直与义和团有矛盾，认为义和团是拳匪，认为他们只会祸国殃民，导致义和团在聂士成死守天津时偷袭其后方。1900年8月中旬联军2万余人由天津进犯北京，8月中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当中两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的一万六千人，分别为日军八千人、俄军四千八百人、英军（主要由印度人组成，还包括香港及威海卫华人）三千人、美军二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主要由越南人组成）、奥军五十人、意军五十三人。次日联军进抵北仓，受到清军马玉昆、吕本元等部及李来中所部义和团阻击，再次施放毒气才攻占北仓。但联军付出死伤635人（其中日军近300人）的代价，毒气炮（“列低炮”）也被击毁。1900年8月13日联军进至北京城下，进攻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英军率先由广渠门破城窜入。1900年8月14日北京失陷，8月15日晨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出逃，联军入城后解除义和团对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慈禧太后在流亡途中指定李鸿章为与列强议和全权代表，发布彻底铲除义和团的命令。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派兵四处攻城略地、扩大征伐，9月俄军在攻占秦皇岛、山海关同时，集中庞大兵力分五路对东北地区实行军事占领。10月中旬德军统帅瓦德西率兵3万来华，攻占保定、张家口等地。但法、德联军在侵犯井陉、娘子关一带时受到清军刘光才部的顽强阻击，付出重大伤亡后败退。

（五）1900年12月22日英、俄、德、美、法、日、意、奥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十一国公使联合向奕劻、李鸿章递交《议和大纲》十二条，清政府于27日同意接受，1901年1月15日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十二条上正式签字画押。1901年2月21日清政府接受列强要求处死的十二人名单，即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毓贤、启秀、徐承煜、徐桐、刚毅、李秉衡、董福祥等，到4月列强要求严惩的地方官员共达142人之多最准一码一肖100%精准,管家婆。1901年5月11日奕劻、李鸿章照会列强公使接受四亿五千万两赔款总额的要求，5月23日德皇威廉二世电召瓦德西回国，并转告各国政府取消他所担任的联军总司令职务。5月26日清政府照准各国赔偿四百五十兆两、四厘息，1901年8月8日八国联军从北京撤退完毕。1901年9月7日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和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帝国主义签订《辛丑条约》十二款及其十九个附件。条约规定：中国赔银4亿5千万两；北京使馆区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交由外国驻军；禁止中国人民组织反帝组织等。《辛丑条约》保住清政府权位，加强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清政府由此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

（一）《辛丑条约》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中国清政府代表奕劻、李鸿章与英、美、俄、法、德、意、日、奥、比、西、荷十一国外交代表，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有中文、法文两种文本，以法文本为准共有12款，另加19个附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对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价息合计超过9.8亿两白银，并以关税和盐税等作抵押；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拆毁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列强各国派驻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外国认为各个通商章程中应修之处或其他应办的通商事项，清政府概允商议；惩办“首祸诸臣”；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清政府对德、日道歉等等。《辛丑条约》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失权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和掠夺，表明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标志着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取得“租借”海港和筑路、开矿等重要投资特权，并且划分“势力范围”，激烈争夺和瓜分中国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这种危机感促成人们的觉醒，救亡图存成了当时最紧迫的要求。在中国于甲午战争中战败并签订《马关条约》后，主张变法维新的思潮占据思想界的主流，由此催生出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这次变法很快归于失败。在列强商品倾销造成的生计困难以及教士活动增多造成的教案频发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广大民众反对和仇视外国侵略者的情绪日益高涨，由此发生义和团运动。该运动提出“扶清灭洋”等口号，采取笼统的排外主义，并带有强烈的迷信色彩，清政府中亦有当权派企图利用义和团来应对它所面临的列强威胁。列强则一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加紧镇压，一面准备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1900年5月底俄、英、法、美、德、意、奥、日八国不顾清政府的反对联合组织军队，大量在天津集结。6月中旬列强采取新的侵略步骤，以清政府剿办义和团不力，并在海口布设水雷与各国为难为由攻占大沽炮台，进而向北京进军。虽然在帝国主义出兵时一再向清政府表示它们的目的只是镇压义和团而不是与清政府为敌，但列强的解释并不能消除其恐惧心理，清朝统治者担心列强会趁机结束其统治和瓜分中国。

（三）6月21日清政府下令宣战，一方面在京津沿途进行阻击，在北京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区，另一方面清政府还通过驻外使节向各国寻求和谈。然而清廷对八国联军宣战后清军一再溃败，慈禧太后改任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命其从速来京全权与各国协商议和。8月7日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清廷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列强谈判。8月中旬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在逃跑途中命荣禄、徐桐、崇绮留京乞和，后再派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共同协商议和事宜。面对清廷的乞和，侵华列强反应不一。沙俄为诱迫清廷承认它侵占东三省合法化，首先表示承认李鸿章代表资格，赞同与清廷议和，将在京俄国公使和军队撤往天津。英、德等国希望索取更多利益，强烈反对与素有亲俄倾向的慈禧政权开议，拒不承认李鸿章的代表资格。德国因其公使克林德被击毙而更加忌恨清廷，甚至与英国商定准备拘捕李鸿章，阻挠清廷与俄国的交涉。为此李鸿章从广州抵沪后迟迟不敢北上，但也开始为谈判做内外准备，包括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以及与列强周旋等等。同时俄国极力为清廷斡旋，力劝英德放弃拘捕李鸿章的打算。8月23日李鸿章在俄军保护下抵达塘沽并很快赴京，在各国公使间奔走，德国提出以惩办慈禧太后、端王载漪等战争祸首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从而使和谈无法进行。帝国主义各国围绕是否与清廷和谈以及李鸿章代表资格等问题进行的争论，实际是各国在华挑选代理人的矛盾显现。

（四）俄国支持素有亲俄倾向的慈禧和李鸿章；英、美等国则支持光绪帝；德国明显倾向英国以拖延时间，等待德国元帅、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来华以便扩大对华侵略战争。闰八月中旬瓦德西抵达北京后执行德皇指令，多次拒绝李鸿章求见，指挥联军向直隶发动武装进攻。瓦德西的激烈做法不仅引起俄国强烈不满，英美等国也害怕德国独受其益，遂一面派兵参与扩大侵华的军事行动以待日后分赃时能多得一些侵略利益，一面又表示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逼进山西触动英国在山西的侵略利益时英国更强烈地呼吁停战，英、美等国态度的转变迫使德国不得不就此止步，为清廷乞和打开方便之门。慈禧为取得各国宽恕于闰八月初三发布惩处肇祸诸臣的上谕，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也极力为慈禧开脱，将宣战责任归咎载漪。清廷及封疆重臣的这些表现使列强感到慈禧已经驯服，继续支持这个驯服政府对他们大为有利。欧洲各国也担心抛弃慈禧将导致清朝廷垮台，丧失讹诈中国的机会和可能，这样在挑选代理人的问题上欧洲列强态度渐趋一致，最终决定“保全”慈禧开始与清廷议和。

（五）1900年10月法国率先提出惩治祸首、赔款、拆除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作为与清政府谈判的基础。经各国公使多次会议加以补充、修改，12月24日11国（八国之外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共同向清廷提出《议和大纲》12条，清政府完全接受。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朝廷在北京东交民巷西班牙使馆中与德、奥、比、英国、美、法、意、日、俄、荷、西11国公使会晤，十一国公使即德意志帝国公使穆默、奥匈帝国公使齐干、比利时王国公使姚士登、大英帝国公使萨道义、美利坚合众国公使柔克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公使鲍渥、意大利王国公使萨尔瓦葛、大日本帝国公使小村寿太郎、荷兰王国公使克罗伯、俄罗斯帝国公使格尔思、西班牙王国公使葛络干。条约全称是“中国与十一国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条约以法文本为准，十二款条约是早已议定好的且无须再议，各代表依序在12个文本上签字后正式生效。因这一年是农历辛丑年，故该条约亦被称为“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中方义务涉及遣使道歉、惩处官员、暂停科举、支付赔款、修改条约、改革外交等各方面，载沣使德道歉是清廷第一次遣亲王出使外国。载沣在条约签订前即根据议和大纲等文件而启程，并因出使中的表现得到中外舆论的较高评价。

（六）惩处官员在条约签订前就已展开，在以中央官员为主的12名“祸首”中载澜、载漪等9人被清廷处斩立决、斩监候至革职不等，刚毅等3人已死，亦被事后革职。在地方官员乃至拳民共计142人的惩处名单中大部分亦被追究，包括3人被处斩立决、11人被除斩监候、8人流放、33人革职永不叙用等，其中不包括联军自行杀害的廷雍和恩海。1921年被流放新疆多年的载漪回京，还引发列强抗议，使他被北洋政府驱逐回戍地。暂停科举的范围涉及九个省、数十个府县，列强在签约前就北京会试做出让步，但山西省城太原的乡试仍属禁办之列，以致山西省被迫在壬寅科（1902年）和癸卯科（1903年）的乡试中借用陕西贡院与陕西省进行合闱考试。在修改条约的问题上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后清政府依照《辛丑条约》约定与多国进行一系列涉及“商约”的谈判，并与英、美、日、葡四国签署《续议通商行船条约》。通商行船条约是20世纪初年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若干商约的总称，包括《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于1902年9月5日(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四)由吕海寰﹑盛宣怀与马凯签订。又称《马凯条约》。《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于1903年10月8日（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八）由吕海寰﹑盛宣怀与康格﹑古纳﹑希孟签订，《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于同日由吕海寰、盛宣怀、伍廷芳与日置益、小田切万寿之助签订。这几个条约都是根据《辛丑条约》第十一款的规定签订的，订立新的通商行船条约是参加《辛丑条约》的列强所取得的权利之一。

（七）英国于《辛丑条约》签字后三周就派定代表来华商订此项新约，1902年1月10日中英谈判在上海开始，英国最重视的是使清政府取消厘金，为此它同意增加货物的进出口税以弥补清政府因裁厘而造成的财政损失。中英条约就加厘免厘作出规定，英国允愿进口洋货加税一倍半（连正税共为12.5%），出口土货加税一半（连正税共为7.5%）；中国将原有各厘卡及抽类似厘捐的关卡概予裁撤，但各地常关都可照旧存留；原有“征抽土药（土药指国产鸦片）税项之权”不受影响，盐厘（改名盐税）仍可按现征数目征抽；“不出洋之土货”可在其销售处任便征抽一种“销场税”，凡洋商在中国通商口岸或华商在中国各处用机器制成的棉纱、棉布及其它与洋货相同的货物都须缴10%“出厂税”。这些规定既满足英国的裁厘要求，也照顾清朝统治者的利益。中英条约的其它主要内容是：中国允愿采取步骤统一币制；中国承认华民购买他国公司的股票为合法；相互保护贸易牌号（商标）；中国开放长沙、万县、安庆、惠州和江门为通商口岸，其中除江门须无条件开放外，其它几处以加税免厘各项规定的施行为条件；开放广东省内的白土口等三处为“暂行停泊上下客货之处”，开放广东西江上的容奇等十处为“上下搭客之处”；中国同意于本约签订后一年内修订现行矿务章程，此外这个条约的附件就准许英国轮船在中国内河较前扩大航行范围做具体规定。

（八）中美﹑中日之间的谈判都在中英条约签字后进行，清政府希望中英条约成为中国与其它国家订约的模板，但美国﹑日本不愿受其约束，都对中英条约有关加税免厘的若干规定提出反对。最后中美条约有两处对中英条约作了较大的改变、补充，清政府同意裁去内地常关（但北京崇文门等处例外），美国同意中国除可征抽销场税及出厂税外还可对土货在其产地征抽“出产税”，中日条约笼统规定有关加税免厘事项“悉照各国与中国商定办法”办理。中美、中日条约关于加税免厘的规定除有上述改变外还新增一些主要内容，两个条约都规定相互保护版权；中美条约规定相互保护专利；奉天（今辽宁沈阳）、安东（今辽宁丹东）两处“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中日条约规定：中国应统一度量权衡；开长沙为通商口岸；“如驻扎直隶（今河北）省的各国军队及各国〔保〕护〔使〕馆军队一律撤退后，中国当即在北京自开通商市场”；奉天及大东沟两处“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中国允许凡“能走内港之日本各项轮船”，无论大小皆可照章在中国从事内港贸易。这一条日本极为重视，由此打破只许“非出海式样”的外轮行驶中国内港的限制。在中美﹑中日订约前后1902年及1904年中国与葡萄牙（它不是《辛丑条约》签字国）先后两次签订有关通商的条约，都因葡议会拒绝批准而最后未能成立。1905年和1906年德国和意大利分别派代表来中国谈判新商约，因有些问题双方分歧太大无法解决，谈判没有结果。

（九）中英﹑中美﹑中日三个通商行船条约在有关各方完成批准手续后相继生效，除加税免厘条款因没有取得与中国有约各国的普遍同意而未能执行外，其它各项规定大多次第付诸实施。在外交改制方面关于使馆区，清廷原设在东交民巷中的兵部、工部、鸿胪寺等诸衙门纷纷迁出，民宅也作价拆毁，列强则新建、重建、改建一批外交建筑并驻兵把守。关于列强驻军，一说其总数实际达6000人之多（包括使馆区2000人）。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等等。赔款支付问题相对复杂，除《辛丑条约》明文表述的9.8亿余两白银外还有条约同样规定的、因利息提前计算增加的900多万两白银，若再加上各地方赔款二千万两白银则总数额在十亿两以上。在执行中又出现“还金还银之争”、“金佛朗案”等争端以及缓付、退还、停付等一系列情况，截至1938年中国支付的赔款数额为668661220海关两（即关平两）（因部分利息之收回实付664209664两）。其中所谓退款始自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美国的核定退款，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法、英、日。比、意、荷等亦有退款举动，退款部分被用于发展中国实业和教育之用，也有的如法国退款有名无实、日本退款由日本政府控制，遭到中国政府抵制或各方人士反对。

（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作为战胜国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在苏俄于1920年宣布放弃。1940年11月日本与汪伪政权签订条约，撤销其在中华民国所有的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这实际上是瓦解已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的策略。为了提升重庆国民政府的地位并挽救其日益受到挑战的威望，蒋介石也将废除各国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作为外交的主要内容。然而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尽管蒋介石做出积极的外交努力，但英苏忙于欧战、无暇顾及远东，美国也极力避免过早地与日本发生冲突，所以对蒋的建议反应冷淡。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不宣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转机也随之来临。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中国政府便向日德意三国宣战，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中意之关系者一律废止，这样中国与日本、意大利及其轴心国同盟的西班牙所签署《辛丑条约》的相关条款至此废止，而德国从《辛丑条约》中所获得一切权益也早在一战后就被中国收回。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迅速变化让中国与其他《辛丑条约》签约国的废约交涉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契机，1943年1月11日驻美大使魏道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同一天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驻华大使薛穆也在重庆签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国与英、美两国之间的《辛丑条约》正式废止。

（十一）中国与英美交涉的成功对其他的国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43年10月20日中比条约第二条、1945年5月29日中荷条约第三条、1946年2月28日中法条约第三条均做出同样规定废除《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原签字国共十一国，除上述英、美、比、荷、法五国外其余如德、奥、俄、日、意大利、西班牙六国因宣战或改定新约也已取消。至于瑞典、挪威、丹麦、葡萄牙、虽非辛丑条约签字国，因有使馆界等关系于1945年4月5日、1943年11月10日、1946年5月20日、1947年4月1日先后以条约或换文放弃，至此《辛丑条约》强加于中国的约束基本得以清空，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在中国获得的权益只剩下使馆界一些房屋的产权而已。1947年12月26日《北平使馆界官有资产及官有义务债务清理委员会与外籍顾问协议书》的签字仪式在北平市政府西花厅举行，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政府收回使馆界的工作，至此也宣告结束。《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学术界一般认为《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最终形成，乃至于认为它标志着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过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商榷，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并未结束于《辛丑条约》 ，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标志不宜采用《辛丑条约》， 乃至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本身提出商榷。

（十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列强得以控制了清廷除田赋之外的主要财政来源，并进一步强化对清廷政治和军事控制，其中对义和团肇事者的惩罚则体现出国家司法主权丧失殆尽。在这种情势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晚清政府则成为帝国主义势力统治中国的工具，尤其是《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必须承担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义务，有观点认为这充分说明清政府通过《辛丑条约》的签订完全成为列强的“守土官长”和“洋人的朝廷”。义和团运动后列强各自均无实力独吞中国，由于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得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同意，遂形成各侵略者在华“利益均沾”的格局。《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许多地方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使中国变成被共管的半殖民地。这个过程中列强时有冲突，日俄战争就是一例。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而清政府则屈辱地宣布中立，并在事后承认日俄所签条约的分赃规定。《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统治出现严重的危机，清廷需要缓和矛盾来延续统治。与此同时由《辛丑条约》谈判而展开的惩罚涉事官员的行动，客观上也打击清政府中最顽固保守的势力，为“新政”扫清道路。其他一些条款也对旧制度形成冲击，例如暂停科举就对科举制的最终废除产生影响。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宣布“变法”（即清末新政），其内容包括提倡民族工业、废科举、设学校、派留学生、练兵筹饷等。

（十三）清廷在《辛丑条约》前后镇压义和团运动，受到义和团的反抗。此后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清廷的对外卖国、对内压榨，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各地民变此伏彼起。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02—1911年）间全国各地民变多达1300 余起，这削弱清皇朝的统治，使它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也纷纷展开，一些参与者进而懂得只有推翻清廷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如拒俄运动失败后黄兴、陈天华等一部分留日学生就立即组成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他们抛弃以往“乞怜于满洲政府”的做法，从此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辛丑条约》确定的巨额赔款是列强对中国空前的大规模勒索，清政府不堪负担，只得允许各地增加各种税捐，把赔款负担转嫁到全国人民头上，并指定各省分摊赔款数目。最多的江苏、四川、广东分别摊赔250万、220万、200万两，其次江西、浙江各摊140万两，湖北、安徽也分摊到120万、100万两，其余的省分摊30万至90万不等，最困难的贵州也摊到20万两，总计各省每年共摊赔1880万两。

（十四）《辛丑条约》签订后在赔款之外，帝国主义各国也加紧对中国其他形式的掠夺和控制，它们除继续在中国遍设各种工厂外还进一步夺取筑路和开矿的权利，用直接投资和高利贷两种方式把持中国铁路、矿山。到1911年（宣统三年）为止中国已修成的铁路总长为9292 公里，其中有40%是控制在列强手中。至清末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控制中国煤矿机器开采量的90%以上，而中国的铁矿生产则全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在航运业、棉纺业、造船业、烟草业、金融业等方面帝国主义的投资也迅速增加，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渗透和控制，把中国进一步推向殖民地的深渊。《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可以驻扎北京（包括东交民巷使馆区）及从北京至山海关沿线十二个重要地区，日本的“清国驻屯军”（后来的中国驻屯军、日军华北驻屯军）就是在条约签订前夕以“护路”、“护侨”为名派遣、签订后正式宣布编制的一支驻军，也可以说它是《辛丑条约》的产物。这支部队人数屡经变动，华北事变后日本在列强的默许下于1936年将驻屯军编制升格，扩充驻军人数并不断在北平丰台等地向中国军政当局进行军事挑衅，最终导致七七事变的爆发。东京审判涉及这段史事时，还曾围绕《辛丑条约》展开调查。《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除被迫进一步敞开国门外，还对来华旅游的外国人加以刻意保护，民国也延续这一点，由此中国年均接待的入境旅游者快速增长。这一现象是殖民意志的体现，但对催生中国近代旅游业，带动来华贸易与投资活动，加速“西学东渐”的进程以及推动国际汉学的发展等等也都起到积极作用。此外作为《辛丑条约》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美国退还庚款”及办学事件，尽管作为屈辱的庚子赔款的衍生物，而在传统上被视为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手段，但其对中美两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文教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乃至青年留学去向产生的影响也得到学界的关注。

（一）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列强各国都乘机对中国出兵，进行大肆掠夺。消息传到俄罗斯后沙皇政府认为是侵略中国的大好机会，除积极参加八国联军之外，1900年7月16日制造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被俄军惨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日－21日俄罗斯侵略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被赶入黑龙江淹死，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罗斯军队占领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殉国。9月22日俄军占领吉林，28日俄军占领辽阳，10月1日俄军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1900年11月俄罗斯胁迫奉天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企图把军事占领合法化，企图把俄罗斯独占东三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因遭中外反对而作废。俄军利用军事占领的机会，大肆掠夺中国东北的金矿、煤矿和森林资源。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是中国清政府和沙皇俄国政府于1900年11月8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在旅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俄国为强占中国东北地区出兵占领齐齐哈尔、长春、营口、牛庄、奉天（今沈阳）等主要城市，并控制东北铁路沿线和交通要道。清政府令黑龙江将军绰哈布和奉天将军增祺、吉林将军长顺在东北地方与俄军统帅交涉，分别接收东三省，增祺授以道员周道冕全权赴俄营商议，签订该章程，共9条。

（二）主要内容有：增祺将军回任后应负责地方治安，务使兴修铁路毫无拦阻损坏；奉天省城等处现留俄军驻防，清朝军政官员在住宿处所及购买材料等方面给予帮助；对此次参与抵抗俄军的清军应一律撤散、收缴军械，如不抗缴的话前罪免究，俄军尚未占领的军器库内所存的军械装备一律转交俄方；奉天各处俄军未经驻扎的炮台、营垒应予销毁，俄军弃用的火药库亦照前法办理；营口等处由俄暂为代管；奉天省城镇应由增祺将军设立巡捕马、步各队保护商民，其余屯堡亦一律照办，统归增祺主政，人数多寡、携带枪械另行酌定；奉天应设俄总管一员，以便办理奉天将军、辽东总理大臣往来交涉事件；设立奉天各处巡捕马、步各队时，倘遇地方有事不足于用，无论水陆、边界腹地可由增祺就近告知俄方协助；前八条如有争议以俄文版本为准。该章程名义上将东北三省自俄交还中国，恢复盛京将军的称号，实质上却将盛京将军置于俄国总管及其军事、政治力量的控制之下，而俄国也可借此避开各国的谴责。该章程的签订引起朝野震惊，国内外舆论大哗，国人强烈反对。清政府拒绝批准，并任命工部右侍郎杨儒为全权代表，与俄方重开谈判，后于1902年缔结《交收东三省条约》。

（三）《交收东三省条约》是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1902年4月8日）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与大清外务部大臣奕劻、会办大臣王文韶在北京签订的关于俄国从中国东北撤出占领军的条约，又称《俄国撤兵条约》。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沙俄以保护东三省铁路及其他权益的名义，乘机出动十几万军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企图兼并中国东三省。《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陆续从北京撤走，交收东三省事宜再次提上日程，沙俄一再制造借口，不肯从东北撤兵。东北人民展开武装抗俄斗争，英﹑美﹑日等国也以利害冲突出面干涉，德国、法国也表示反对，要求俄国从东北撤兵。沙俄在国际的强大压力下被迫于1902年4月8日在北京与清政府订立《交收东三省条约》，共四条。主要内容有：东三省各地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治理；如果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俄国军队在一年半内分三期全部从东北撤走；俄军撤退前清政府在东北不另添练兵，撤兵后驻东北军队人数应随时知照俄国；俄国交还山海关、营口和新民厅沿线铁路后清政府应给予“赔偿”。第一期撤军如约实行，沙俄撤走在奉天省（今辽宁）辽河以西的军队。但1903年4月第二期撤兵时却违约不撤，反而于1903年4月18日照会清廷外务部另提所谓“七项撤军新条件”（其中有“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变相独霸中国东北的条款）并重新占领沈阳，俄国沙皇又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远东总督妄图霸占东三省进行统治。在接到沙俄所谓的“七项撤军新条件”的第二天清廷外务部官员将俄国“七项撤军新条件”透露给日本驻华外交官，日本在英美等国支持下与俄国进行交涉，要求俄军撤退。俄国拒不撤军，激起中国人民的拒俄事件，俄日矛盾亦日益加剧，终于导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

（四）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德军、俄军、法军有滥杀、抢劫、烧毁等非人道暴行，在北京以樊国梁为首的教士们发出“布告”容许天主教徒在8月教堂解围后八天之内抢夺生活必需品，规定抢夺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应负责偿还或交教堂处理。法国媒体曾刊登回国士兵的陈述：“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根据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撰文的揭露仅在河北任丘县一处，美国基督传教士梅子明以“用人头抵人头”为口号就杀害中国无辜农民680人。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表面上向列强各国“宣战”，暗地里却破坏义和团运动，向侵略军妥协投降。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后清政府8月7日任命庆亲王奕劻为全权大臣，李鸿章为协办大臣正式向外国列强求和。1900年12月列强各国（除出兵八国外，另外又加上三个国家——比利时王国、荷兰王国、西班牙帝国）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后又订立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签字。《辛丑条约》共有12条正文和19个附件，主要内容是：清政府向各国共赔款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9.8亿两；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至少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军火和制造军火的材料；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惩办赞助过义和团运动的"首祸诸臣"，在外国人“遇害被虐”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对德日两国“谢罪”，清政府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石牌坊；中国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完全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变成“洋人的朝廷”。

（五）清政府付出庞大的赔款并丧失多项国家主权，华北大乱之际东南各省督抚自行宣布中立，从此清中央政府权威低落，汉族权臣抬头，从客观角度上来说八国联军事件加速清王朝的灭亡。后来美国向清政府减少1千万两白银的赔款，退款主要用于中国向美国派遣公费留学生，清华大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其中英、日、荷三国将庚款余额修改偿付办法。这一方面间接促进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另一方面加强列强对中国的控制，另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在苏俄也于1920年宣布放弃 。《辛丑条约》的签订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负担，还损害国家主权，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八国联军军事行动以清政府与总共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为终，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样巨额的赔款是紧接着《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亿两之后可谓雪上加霜。

（六）中国这时战争不断、内忧外患早已国库空虚，国民总产值低落，要付清4.5亿的战争赔款只有分期偿还，并且还向有关各国银行借债还贷用以支付赔款，被称为庚子赔款。为了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辛丑条约》还规定以海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但这两项税收为清朝政府最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赔款要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翻一倍多也使得中国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的经济跌入低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翻不身，经济实力极度落后。《辛丑条约》的赔款数额比较特别，列强要求赔款4亿5千万两，当时中国人口4亿5千万，用意就是要每个中国人都要向他们交1两白银的“罚金”。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又被要求一律停止科考五年 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更加凋敝，人民生活更加贫困，中国因而彻底掉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七）联军占领北京后对北京皇城、衙门、官府大肆抢掠，因而造成大量中国珍贵文物、大量的文史资料典籍（其中包括著名的《永乐大典》）和文化遗产（包括故宫、颐和园、西山以及圆明园）的失窃、破坏，损失无法估计!。其中仅嵩祝寺一处丢失镀金铜佛3000余尊，锦绣制品1400件，铜器4300件。就连紫禁城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也被侵略军刺刀刮去，至今刮痕斑斑，这也是联军劫掠北京的铁证。《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1403—1408）210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共22870卷。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以遭破坏，后来收藏在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里，1900年被八国联军大肆损毁丢弃，甚至将《永乐大典》书册用于修建工事之用。《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36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收集3461种古籍，共79309卷，全书共7套。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时毁坏一套，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毁册数万。翰林院内收藏许多珍贵图书、孤本、宋版书籍、文史资料和珍贵书画，八国联军把藏书抢掠糟蹋一空。

（八）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北京，当时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全城禁止随地大小便。这种全城禁止，纯以武力威慑为后盾。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曾见到“另一国人士为了宣扬他们清洁的信条，射杀任何在公众场所便溺的人。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和瓜分中国，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这种危机感促成人们的觉醒，救亡图存成当时最紧迫的要求。战争也引起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在战争中俄国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全境，一定程度上导致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及朝鲜利益上矛盾的激化升级，这也为日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伏笔。对远东局势来说1900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明显地反映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的本质。1900年亚非拉各殖民地政府响应英国召唤协同八国联军北伐中国，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联邦宣告成立，因此中国之战不仅是澳大利亚殖民军的首次亚洲之战，更是澳大利亚联邦的首次海外军事行动。

（九）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风起云涌，迅速占据各国媒体的主要版面，但对于澳大利亚大陆的六个英属殖民地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即将水到渠成的联邦成立。经过多年的政治角力后，1900年3月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代表齐聚伦敦，进行联邦成立前的最后磋商，联邦宪法草案随即于7月份提交英国议会审核。此时北京形势迅速恶化，作为列强中的带头老牌帝国的英国此时面临两难选择。远东局势糜烂如此，为维护英国利益和权威其势不能不出兵，但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此时却无兵可调。因为英军的主力部队被牵制在南非，正在那里与荷兰人鏖战，史称“布尔战争”。布尔战争也牵扯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向南非投放两千五百人的常规部队和三千五百人的民兵。作为英国最为成熟的殖民地之一的印度军队也已被大英帝国调往世界各地，以填补英军主力开赴南非后留下的防卫空虚。此时东亚告急让英国只能转向其它殖民地（或类殖民地）挖掘军事潜力，连刚刚组建不久的威海卫“华勇营”也被征召前往京津地区参战，与香港军团、新加坡军团及若干印度军团一道组成英军主力，参与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战斗。

（一）三国协约是英、法、俄三国在1907年签订的互相谅解和互相支持的协议，1904年的挚诚协定及1907年的英俄条约签订后英法、英俄的各种纠纷已经平息，这两个协约加上法俄同盟便促使这三个国家走在一起。他们都因为德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不断上升而警醒，因此他们便结盟，名为“三国协约”。英俄条约由英国与俄罗斯在1907年8月31日在圣彼得堡签订，是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在中亚大博弈的一部分，它界定两国在波斯、阿富汗与中国西藏地区的势力范围。沙俄得到波斯湾北部，而英国则获得南部近波斯湾的地区。条约之目的主要是防止德国扩张至该地，条约并不被伊朗、阿富汗、中国（清）所接受。英国驻俄大使H.尼科尔森与俄国外交大臣I.亚历山德洛夫于1907年8月31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关于划分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西藏势力范围的条约，全称《俄国和英国之间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的专约》。20世纪初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国内爆发革命，英俄矛盾趋于缓解。德国在日俄战争期间扩大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势力和影响，对英俄两国的利益形成威胁，同时英、俄在镇压波斯（今伊朗）等地革命运动方面也有共同利益。俄国企图通过与英接近摆脱国内外困境，英则力图与俄达成协议以补充英法协约，以便组成事实上的反德联盟。在英两任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第五）H.C.K.佩蒂-菲茨莫里斯、E.格雷和俄外交大臣A.P.伊兹沃利斯基的努力下两国关系逐步接近，1906年5月～1907年8月英驻俄大使尼科尔森与俄外交大臣伊兹沃利斯基就划分势力范围展开谈判，最终达成协约。

（二）协约分为4部分，主要内容有：关于波斯的协定共5条，波斯被划为3个地区。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包括德黑兰在内的大片最富饶地区，东南部为英国势力范围，中部为缓冲区（中立区）。英、俄享有同等权利；关于阿富汗的专约共5条，英声明无意改变阿富汗的政治现状，并答应不在阿富汗采取“威胁俄国”的任何措施。俄承认阿富汗不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俄答应通过英政府同阿富汗建立一切政治联系，并且不向阿富汗派遣“任何间谍”；关于西藏的协定共5条，两国都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不干涉西藏地区的内政，不破坏其领土完整。两国承诺只可经过中国政府与西藏进行交涉不派遣代表到拉萨，不得在西藏索求或取得铁路、公路、电报和矿产的租让权；英、俄关于西藏的协议的附件，英承诺英军在一定条件下结束对春比谷的占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英、俄在该协定中虚构所谓“宗主权”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该协约的签订缓和英、俄长期以来的矛盾和对立，是协约国（见三国协约）赖以最后形成的文件，此后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更为激烈，欧洲的局势更加动荡。

（三）法俄同盟是指法国和俄国为对抗德奥意三国同盟于1891～1893年间形成的秘密军事同盟，1887年德俄关系急剧恶化，沙皇政府购买军火、推销公债都指靠法国，法国利用俄国这种财政依赖性促成法俄结盟。德俄《再保险条约》的终止，三国同盟条约的再次续订，英国同三国同盟的接近，都迫使沙俄政府向法国靠拢。1891年8月27日俄国驻法大使与法国外交部长A.F.J.里博达成一项政治协定，为法俄结盟奠定基础。1892年8月17日法俄两国在彼得堡签订军事协定，主要内容有：当法国遭到德国或意大利攻击时或俄国遭到德国或奥匈帝国攻击时，双方都以全部兵力相互支援；如果三国同盟或其中一国动员兵力，法俄一经得知不需任何事先协议，应立即将兵力调到边境；法国用于对付德国的兵力应为130万人，俄国用于对付德国的兵力应为70万或80万人，这些军队应尽速全部参加战斗，迫使德国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协定原定有效期限与三国同盟相同，1899、1912年两次续订后存在到1917年，协定经1893年12月27日和1894年1月4日俄法互换批准函件开始生效。法俄同盟使欧洲大陆形成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对峙集团，即三国同盟与法俄同盟。

（四）1878年的柏林会议中德国迫俄国修约。又于1879年与奥匈帝国结德奥同盟。纵使有三皇同盟，但德国自柏林会议后扩大奥俄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冲突，特别以奥国在柏林会议中获得波黑两地令俄国积怨更深。在德国无法再维持两国之间的友谊时德国首相俾斯麦有监於奥国在欧洲形象比俄国良好，加上两国亦有日耳曼民族血统，最终使德国放弃俄国而令法国有机可乘。俾斯麦于1890年退休后威廉二世接掌外交事务，他深信德俄两国的皇室姻亲必令俄国义无反顾地顺从德国，这使德国更漠视俄国，对俄并不再续签再保条约而与德正式脱交。加上这时俄国正积极发展工业急需外资，德国拒贷而法国则批出贷款，使俄国有意转投法国。虽然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因讨厌共和主义（即以法国式的议会制共和国为政体），但也为双方结盟奠下基础。1893年法俄同盟的形成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开始对峙的标志，并促成20世纪初协约国的出现，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法兰西第二帝国失败告终，战争震动整个欧洲，破坏欧洲大陆上的均势，促成欧洲各国力量的重新组合。战后法德矛盾成为欧洲大陆的主要矛盾，曾声称“不须结盟”的法国面临被德国彻底摧毁的危险，开始积极寻找同盟者。为了对付三国同盟1892年法俄缔结军事协定，法俄同盟由此形成。随着英德矛盾发展成为帝国主义之间的主要矛盾，英国调整同法俄的关系，在20世纪初分别签订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这就意味着三国协约的建立。

（五）英法协约是指1904年4月8日英国和法国签订的一系列协定，它标志着两国停止关于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冲突而开始合作对抗新崛起的德意志帝国的威胁。在协定中双方就一系列国家和地区的控制权达成一致，包括埃及、摩洛哥、马达加斯加、中西非洲、暹罗（泰国）等地，谅解条约同时也对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奠定基础。协约包括三个文件，第一个文件是法国放弃在纽芬兰的捕鱼权和英国让给法国西非一些土地的协定；第二个文件是关于埃及和摩洛哥的声明以及所附的保密条款，实质是法国承认英国对埃及的保护权和英国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特权地位；第三个文件是关于暹罗、马达加斯加和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协定，三个文件中的第二个文件是核心。英国、法国、俄罗斯帝国为对抗三国同盟（德意志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通过1904－1907年签订一系列协议而结成的一个帝国主义集团。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实力对比发生新的变化，经济实力高速膨胀的德国要同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分享“阳光下的地盘”，拥有强大陆军的德国又在大力扩充海军使英国对帝国的安全非常担心。英布战争发生后英国放弃传统的“光辉孤立”政策，逐步同法国接近，法德之间的矛盾也促使法国向英国靠拢。1903年春英王爱德华七世访法是英法亲善的开端，7月法国总统埃米勒·卢贝回访，两国外长开始谈判，其目的是解决造成两国对立的殖民地问题。

（六）光荣孤立政策是19世纪晚期英国在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和索尔兹伯里侯爵任内奉行的一项外交政策，这一词汇实际上是由一个加拿大财政部长福斯特在赞许英国对欧洲事务置身事外的姿态时首先提出，关于该政策是英国主动为之还是迫不得已，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争论。19世纪80年代是欧洲各大国纷纷结盟争霸的时代，德奥于1879年结盟，意大利于1882年加入形成三国同盟。法俄日渐接近，最终于1892年签定协约。英国此时却独辟蹊径，采取置身于这场结盟浪潮之外的立场。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于1880年重任首相后着手实施他一年前提出的“正确政策”的六项原则，其内容是：在国内建立良好的政府；在国外维护和平；使欧洲各强国保持协调；不与他国结盟；承认所有国家的平等权利；同情自由。这六项原则的基本点有两个，一是在欧洲大陆各国中协调斡旋，以建立所谓的“协调的欧洲”；二是避免与欧洲其他国家结盟，以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实现“光荣孤立”。因此英国的协调与孤立政策是相辅相成的。

（七）不过协调政策很不成功，它遭到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德国的猜疑和反对。不过让格拉斯顿感到安慰的是欧洲列强在1880年—1881年对于重新划定门特内哥罗与希腊之间的边界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此后这项政策便在奥斯曼帝国、南非和埃及等地连连碰壁，正因为如此德国首相俾斯麦根本不把格拉斯顿放在眼里。1884年他对德国驻俄公使说格拉斯顿缺乏一个政治家的所有素质，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在1884年至1885年解决埃及财政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德国联合法国将欧洲各国置于其控制之下，英国备受冷落。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就此挖苦道自由党人最终建立起他们长期以来所期望的‘协调的欧洲，他们成功地使欧洲大陆各国协调一致反对英国。1885年索尔兹伯里的保守党政府上台执政，开始逐渐放弃协调政策，在与其他欧洲国家打交道时只就具体问题与其中某个国家合作，同时避免承担长期义务。从当时欧洲实力对比来看德奥意三国同盟显然超过法俄两国，在80年代后半期英国与德奥意较为接近，但又不正式加入该同盟。英国与法俄关系却较为冷淡，因为法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英国的主要敌手，此时为争夺非洲和其他地区而关系紧张，俄国则在中亚和巴尔干地区直接威胁到英国利益。在德国的推动下意大利于1887年2月17日与英国以交换照会的形式达成一项秘密协定，两国约定防止任何其他国家在毗邻地中海地区建立霸权，6个星期后奥匈帝国加入这项协定。对于这一发展的英德两国都表示满意，英国得以利用意奥及德国的力量牵制法俄，而德国则欢迎英国协助它维持欧洲大陆现状。

（八）但是英国仍恪守不结盟的孤立政策，1889年1月索尔兹伯里拒绝俾斯麦邀请英国加入同盟国的要求，除结盟问题之外英德关系良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密切。1888年德皇威廉一世去世时英国下院领导人W.H.史密斯将德国称为“我们的盟邦和朋友”，1890年英德两国顺利地达成解决东非殖民地问题的《赫里果兰条约》。进入19世纪90年代欧洲局势发生变化，法俄两国分别于1891年和1892年缔结咨商协定和军事协定，军事协定于1893年生效，标志着法俄正式结盟。德皇威廉二世登基后于1890年解除俾斯麦的职务，变本加厉地扩充军备，建立一支强大的陆海军。英国对此感到不安，与德国关系疏远。到90年代中期英国又一次处于孤立境地，加拿大的政治家们于1896年初首先使用“光荣孤立”这个术语来形容英国的这一处境，很快便在英国流行开来。海军大臣戈申宣称这种孤立是有选择的和光荣的，因为它赋于“我们选择行动的自由”，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相互牵制。同年索尔兹伯里也在伦敦市长举行的宴会上致词时将“光荣孤立”作为外交政策加以阐述，他指出英国应该不参加任何同盟和集团，保持行动自由便于操纵欧洲均势。“光荣孤立”这个词虽然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其实它作为一种外交政策，从19世纪中叶起就为历届英国政府所奉行。

（九）90年代后期英德关系进一步紧张，英国对德国的野心也更加担心和警惕。1897年9月《每日邮报》派该报名记者斯蒂文斯采写了16篇文章描述“铁蹄下”的生活，他写道：“有关殖民和帝国问题上的争夺无疑是引起德国对英国持有敌意的主要原因。德国人无论是作为一个民族还是作为个人都对我们表示厌恶，忽视这一点毫无益处。”而且英国舆论开始将德国视为敌国。1898年12月的《当代评论》登载一篇标题为“英国头号敌人”的文章，作者指出德国皇帝的计划是复活大陆上针对英国的同盟，此外德国在经济上的竞争也被英国视为一种威胁和敌意。与此同时英国外交政策的党派色彩越来越淡薄，注重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不仅是一种需要而是也是一种传统，英国历史上外交政策的变化往往体现于风格和重点上而不是基本内容上。从80年代起政治家们对这个问题更加重视，格拉斯顿于1880年重新担任首相时便寻求采取两党均赞同的外交政策立场，而索尔兹伯里在1886年和1892年组阁时都任命自由党人罗斯伯里勋爵为外交大臣。罗斯伯里在1895年说：“我们应当对外保持统一战线，这样一来外国政治家们就会认识到他们面对的不是某一届政府，而是一个伟大、强大和团结的民族。”

（十）1904年4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第五）H.C.K.菲茨莫里斯和法国驻英大使P.-P.康邦在伦敦签订一项瓜分殖民地的协约，其主要内容：法国不干涉英国在埃及的行动，英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有维护安宁和协助改革的权力；划定两国在暹罗（今泰国）的势力范围，以湄公河为界，西半部为英国势力范围，东半部为法国势力范围；法国放弃在纽芬兰独占的捕鱼权，英国让给法国西非一些殖民地。秘密条款规定双方政府之一如为“情势所迫”，也可变更埃及或摩洛哥的现状。但自由贸易、自由通行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南岸禁止设防等原则仍继续维持。一旦摩洛哥苏丹政权终止，其一部分领土（即直布罗陀）。英法协约签订后英俄也开始接近，英俄在近东、中亚和远东地区都有利益冲突，但这时英德矛盾的发展已超过英俄矛盾，俄国与德奥在近东和巴尔干地区的矛盾也超过俄英的矛盾。1907年8月31日俄国外交大臣А.П.伊兹沃利斯基和英国驻俄大使H.尼科尔森在彼得堡签订分割殖民地的协定，主要内容：划定波斯（今伊朗）东南部为英国势力范围，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两者之间的地区为中立地带，对英俄两国平等开放；俄国承认阿富汗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并承允英国代管阿富汗的外交，英国则声明不变更这个国家的政治地位；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不得干涉它的内政，只可经过中国政府中介与它进行交涉。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协定关于西藏的条款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

（十一）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加上法俄同盟组成“三国协约”或“协约国”，与三国同盟不同的是三个协约国没有签订一项共同条约，只有俄、法两国是负有军事义务的同盟国，而英国却拒绝承担军事义务。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双方疯狂地进行扩军备战，终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战中协约国也就成了反对德国及其同盟者的国家的共同名称，1918年德国投降后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曾以协约国的名义，3次向苏俄发动武装干涉，随着协约国之间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步瓦解。俄德的分裂始于1878年的柏林会议，虽然俾斯麦后来与俄国签署再保险条约，但他在1890年被撤职后该条约失效—原因是威廉二世抱有反俄立场，并且在俄国亦有反德情绪。德皇威廉二世采取新的政策，他选择奥地利作为德国的忠实盟友，支持其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野心。德皇的政策因而引起法、俄的猜疑和惶恐，自1880年代末以后俄国得力于首相威特，开始工业化进程。俄国渴望将资金流放到法国，而法国在俄国的巨额投资则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铺路。法国面对德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日增的影响，使急于避免德国再次进攻法国。与俄国结盟便会使德国在战争中腹背受敌，减少战争的危险。此外结盟可以巩固法国的外交地位，这样两国便在1891年同意，一旦发生战争便会互相协助。1893至94年两国秘密签署正式的军事协议，这是针对三国同盟的。

（十二）英国在19世纪晚期采用“光荣孤立”的政策。然而经过三国干涉还辽和布尔战争后英国感到自己在国际上是受到孤立的，因此英国在1902年以后便决定放弃其孤立政策，开始寻求盟友。开始时它尝试与德国结盟，失败后它便与日本在1902年结盟，这个安排是由于英国想利用日本箝制俄国和德国在远东的发展，英日同盟盟约规定英国同意当日本在远东与另外两个国家开战的话便多以支持。英国并不满足于仅于日本结盟，德国对英国政府的威胁与日俱增，英国寻找盟国的企望亦越加高涨，以抗衡德国在经济、政治，尤其是海军方面的挑战。1903年爱德华七世访问法国，他对威廉二世的憎恶在法国人心目中留下极佳的印象，法英两国官员开始就其在非洲尚未解决的各种纠纷交换意见，最后结果是签订“挚诚协定”。“挚诚协定”并非一条盟约，但却消除两国之间的各种摩擦，因而使各国可以进一步在其他事务上进行合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经过摩洛哥危机后“挚诚协定”变得越加巩固。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被打败后其在远东的扩张受到遏止，俄国便开始转回欧洲事务上。1905年俄国革命震撼俄国统治阶级，俄国因而需要稳定和健全的财政，以便从动乱之中复原，与英国达成谅解便可达到这两个目的。此外由于英国与法国这个俄国盟友保持密切的关系，亦有助于结束英俄两国在远东及阿富汗殖民地事务上的纠纷，结果两国在1907年签订英俄条约。

（十三）三国同盟形成后法俄都感到不安，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两国逐渐接近，并于1892年缔结军事协定。法俄同盟形成是欧洲开始出现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这是向三国协约方向推进的第一步，三国协约形成的决定性步骤是其核心英国放弃传统的外交政策与法国结盟。随着在殖民地问题上冲突的加剧，20世纪初英德矛盾成为帝国主义之间的主要矛盾。英国不得不放弃维持欧洲大陆均衡的“光荣孤立”政策，首先与德国的宿敌法国接近，法德矛盾促使法国也向英国靠拢，1904年英法签订协约调整两国在瓜分非洲等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从此英法事实上建立同盟关系，为了共同对付德国的英国又主动协调同俄国的利害冲突，1907年英俄签订协定调整双方在亚洲争夺殖民地的矛盾。英法、英俄协定都是背着有关国家签订的帝国主义的分赃协定，英法、英俄协定的签订意味着英、法、俄三国协约的建立。这样为重新瓜分世界，欧洲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形成。1907年“三国协约”的签订使欧洲正式分裂成为两个敌对阵营——三国同盟与三国协，。一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战争，它给交战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削弱了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客观上也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一）柏林会议是指1884年11月15日由德国首相俾斯麦主持，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的列强瓜分非洲的会议。与会国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15个国家，它们分别是作为东道主的德意志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美国、意大利王国、西班牙、葡萄牙王国、奥斯曼帝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和挪威。时间长达104天，会议名义上是解决刚果河流域的归属问题，但实际上讨论的更多的是列强瓜分非洲的一般原则。1881年7月一支由美籍探险家斯坦利带领的比利时远征军，经过近两年的艰苦跋涉踉踉跄跄地赶到距离刚果河河口400公里的马莱博湖左岸。但他们沮丧地发现一面法国国旗已在右岸的恩古玛上空飘扬，一个班的法军士兵正守卫着那面三色旗，这表明由布拉柴率领的法国远征军已在深入刚果内陆的竞赛中抢先一步。就是这位斯坦利在四年前刚完成从东向西横贯赤道非洲的探险，发现刚果河的主河道和入海口，从而在欧洲掀起一股经久不衰的“刚果热”。斯坦利所著的《穿过黑暗大陆》一书成为轰动欧美的畅销书，他的有关修建铁路、开发富饶的刚果黄金资源的宣传引起欧洲王公大臣、富商巨贾的极大关注。拥有私人财产达1500万金法郎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是个对外扩张野心十分强烈的人，考虑到比利时是个小国的他便打出“国际开发”的旗帜，在1876年成立“国际考察和开发中非协会”，后又改名为“国际刚果协会”，积极筹划非洲探险活动。1878年7月利奥波德同斯坦利签订为期五年的合同，斯坦利将率领一支比利时远征军，在“国际协会”的旗帜下开辟一条可以进入刚果内地的200英里长的道路。斯坦利并要负责“劝导”当地酋长，签订承认国际协会“保护”的条约。利奥波德的这项计划实施不久就同法国发生严重冲突，原来法国早在1875年就计划占领富饶的刚果河下游。

（二）1876年国际刚果协会成立后法国远征军在“法国分会”名义下，由意大利人布拉柴率领进入刚果，同巴帖克人国王马科科签订条约，马科科“承认”法国对其全部领土的“保护”权。1880年10月布拉柴在马莱博湖右岸建立据点，升起法国国旗。1881年7月斯坦利率领的比利时远征军赶到马莱湖左岸后立即宣称布拉柴签订的条约无效，后又诱使马科科国王同他签订另一份条约，同意让比利时人的“国际协会”驻扎在马莱博湖左岸，这样便形成比利时远征军同法国远征军在刚果河下游的尖锐对峙局面。正与法比冲突闹得难解难分之时葡萄牙人也出来对斯坦利占领刚果河出海口提出抗议，葡萄牙政府宣称它自15世纪起就对这片土地拥有权利，英国看到刚果河流域有利可图，利用英葡的同盟关系与葡订立条约。英国承认葡萄牙对刚果河岸地区的主权，葡萄牙则保证英国可在这一地区享有同自己相同的商业和航运权利。法国政府对英葡条约的签订表示抗议，与英国有矛盾的德国立即公开支持法国的抗议照会，美国也宁愿这一富饶的地区控制在力量较弱的比利时手中。法、德、美几大国在刚果问题上基本一致的态度，使英国不得不宣布放弃英葡条约，但提出应召开国际会议来最后解决刚果问题，德国首相俾斯麦立即表示赞同。1884年11月15日柏林会议在俾斯麦的主持下召开，计有德意志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美国、意大利王国、西班牙、葡萄牙王国、奥斯曼帝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和挪威共15个国家参加会议。

（三）这次会议是专门讨论非洲事务的，但却没有任何一个非洲国家参加。在这次历时104天的国际会议上刚果问题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会场以外解决的。利奥波德利用各大国都想染指刚果，相持不下的局面，通过各种外交手段使柏林会议最后同意成立“刚果自由邦”，并同意利奥波德作为该邦的元首。由利奥波德分别与有关国家签订协定，各国则承认他在刚果的“主权”。根据这个决议法国被迫把马莱博湖左岸让给比利时，葡萄牙则放弃对刚果河口北岸的要求，比利时协会终于为自己取得刚果河口北岸的土地。这样欧美列强第一次在远离非洲的柏林，在地图上划定他们各自在热带非洲地理上的界限。为了避免各国在非洲的争夺中兵刃相见，柏林会议还着重讨论“有效占领”的问题 经过各国与在非洲占有最多领土的英国的激烈争论，最后通过措词极为含糊的决议。与会各国今后凡占据非洲沿海上地必须分别通知其他国家，兼并同在所占领的非洲沿岸地区有责任保证建立足以保护现有各项权益的统治权力。在讨论刚果河流域自由贸易问题时柏林会议把比利时协会的领地，法属刚果和安哥拉北部都划入自由贸易区，关于内河航行自由问题最后通过在刚果河流域实行国际监督下的自由通航。柏林会议最后签订的议定书共38条、6万字，但大多是官样文章都没有得以实施。会议所企图解决的因瓜分中部非洲所引起的冲突问题反倒没有正式拿到会议桌上讨论，而是在会下通过政治交易来获得解决，议定书中并没有包括这些内容。这次会议的有限成果就是显示欧洲列强在非洲业已形成的力量对比，标志着它们疯狂争夺非洲的新起点。

（四）柏林会议后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步伐大为加快，1876年欧洲列强仅占有非洲土地的10.8%，1885年增加到25%，柏林会议后的1900年更猛增到90.4%。到1912年非洲大陆已全部被瓜分完毕，只剩下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两国保持着表面上的独立。在空前激烈的非洲争夺战中英国制订从开普敦到开罗的所谓“二C计划”，企图建立纵贯非洲南北大陆的殖民帝国。法国制订从塞内加尔到索马里的“二S计划”，企图横断非洲东西大陆。德国制订从东非洲到西南非洲的斜穿非洲大陆计划，利奥波德的比利时协会仍在极力占领整个刚果河流域，葡萄牙和意大利也各有自己的扩张计划。欧洲列强都想实现自己在非洲大陆的扩张计划，因而引起严重的纠纷和冲突。这些纠纷和冲突成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此次会议西方列强划分在非洲中部的势力范围，确定在非洲拓展殖民地的共同准则，从此掀起瓜分非洲的高潮。会议最后形成长达6万多字、包括38项条款的《总决议书》，决议书中核心的一条是第36条款，规定今后列强在非洲沿岸占领土地或建立保护国时必须通知其他在本协议书上签字的各国，以便它们必要时提出自己的要求。同时要保证建立足以保护现有各种权利的统治权力，并在必要时保证遵守规定条件的贸易自由与过境自由，只有这样才能被认为是有效占领，才会被其他列强确认。也就是说《总决议书》公开承认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非洲的合法性，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和最后瓜分非洲提供依据，各签字国在不影响其他列强利益的情况下对那些还没有被瓜分的地区谁先占领，就属于谁的势力范围。比利时王国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成为会议最大的受益者，获得私人领地“刚果自由邦”，各列强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得到初步确认，为日后帝国主义列强完全瓜分非洲提供合法性。

（一）再保险条约是德国宰相俾斯麦为孤立法国、讨好俄国，1887年6月18日同俄国签订的一项密约。由于1879年德奥同盟已经保证奥国在德、法战争中保持中立，这一条约又保证俄国的中立，德国因而获得双重保险故名。该约规定缔约国一方如与第三国（法国和奥匈帝国除外）交战时另一方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并尽力使战争局部化，德国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和东亚美尼亚占优势的合法性。双方约定维持巴尔干半岛的现状并重申在1881年已经同意的原则，即俄德共同对土耳其苏丹施加压力，不许外国军舰进入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在附加的议定书里俾斯麦同意在俄国采取行动保卫黑海入海口时德国保证持善意的中立，并给俄国以道义的和外交的支持，这意味着德国支持俄国占领海峡甚至君士坦丁堡，但是俾斯麦清楚如果俄国有这种行动的话英奥必然反对。条约有效期为3年，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政府拒绝续订。普法战争后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在欧洲崛起，完成对欧洲国际政治环境革命性的改造，同时却造就困扰世界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德国问题，德国的天然优势和其他欧洲国家不接受这一优势的矛盾。战败不仅使法国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剥夺它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更大大恶化它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样法国对德国来说就成为一个无法和解的国家。法国单凭自身的力量难以对付德国，无论是为了自保还是准备复仇，法国都需要同任何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这就使得涉及德国的危机均会加剧。而艰难局部化也因此就限定德国外交的基本走向，在俾斯麦看来孤立法国、维护欧洲现状与保障德国安全是一回事。

（二）俾斯麦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为了孤立法国就必须保持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三个君主大国的保守联合，为此他还需要对俄奥关系发展施加影响。俄奥关系过于密切以致于撇开德国，或者为争夺巴尔干发生冲突都会损害德国在欧洲的外交地位。在把俄德友谊视为德国外交基石的同时，他还不能得罪在近东、中亚与俄国尖锐对立的英国。1875年－1878年的近东危机反映俾斯麦政策相对于历史环境的局限性，俄奥矛盾的激化使俾斯麦难以长期回避在俄奥间作出选择的问题，俾斯麦通过1879年的德奥同盟暂时找到出路。同盟的真正归宿是1881年6月结成的俄奥德三皇同盟，这就使德国得以继续保持对俄奥关系的牵制及在两者之间的调停地位。近东危机是指发生在地中海东部、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一带的国际冲突及纠纷，因统治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帝国在十九世纪时已衰弱不堪，国内不同信仰的少数民族乘机争取独立，因此自十九世纪开始巴尔干半岛上不断出现叛乱和镇压。近东巴尔干问题本来是斯拉夫民族反对土耳其的奴役、争取民族自治和独立的解放运动，但由于大国的插手使巴尔干的矛盾变为一场愈演愈烈的国际斗争。在这个血腥斗争过程中欧洲列强以一己私利加以干预，把地区问题提升至国际事件，所以近东问题成为十九世纪一大课题，而巴尔干半岛日后更成为“欧洲的火药库”。一连串的国际危机亦因“近东问题”而发生及扩大，如希腊独立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柏林会议、甚至于波斯尼亚事件及两次巴尔干战争，1914年萨拉热窝的暗杀事件更直接把欧洲（及全世界）卷入世界大战的旋涡内。

（三）1885年9月土属东鲁米利亚省发生革命，并宣布与保加利亚公国合并，素来以保加利亚保护者自居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不能容忍经由不听命于他的亚历山大大公之手实现两地的统一，从而巩固大公在保加利亚国内的地位。俄国试图通过大国协调迫使保加利亚取消合并，但保加利亚统一的既成事实已不可逆转，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面临空前失败，巴尔干酝酿着新的危机。1887年6月18日俄德在对中立条款涉及法奥遭缔约方进攻时情形均作了保留的条件下签订新约，即《再保险条约》。在俾斯麦看来条约虽然未能确保在法德冲突的情况下俄国无条件的中立，鉴于法德两国对于1871年以来现状的不同态度，法国需要的同盟必须是进攻性的，《再保险条约》至少排除了这种可能。而法国若不能在事先争取到俄国的支持，也就不可能独自挑战德国，现状、和平、德国的安全都有了保障。通过《再保险条约》与先前的《德奥同盟条约》两相呼应，俾斯麦又重新确立对德奥的双向抑制。俾斯麦借此向俄奥表明德国将始终与被进攻方站在一起共同对抗侵略，谁破坏欧洲和平谁就是德国的敌人。但是俾斯麦还必须正视另一个危险，俄国如果挑动奥匈率先发动进攻，德国将怎样应付。围绕《再保险条约》签订问题俄国内部的争斗、沙皇立场的动摇、条约签订后俄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对德国无休止的索求，使得俾斯麦对条约的价值大打折扣，他对沙皇和德俄友谊的信心从此不可挽回地动摇。

（四）1887年7月在违背沙皇意愿的情况下科堡的斐迪南被推选为保加利亚大公，俄国诉诸武力的可能增强。俄国报界充斥对德国的谩骂，8月戴鲁莱德借出席卡托科夫葬礼之机再次访问俄国，俾斯麦对时局深感忧虑。俄国既已靠不住，德国必须另谋出路以防万一。5月法俄共同迫使苏丹放弃英国特使沃尔夫与土耳其达成的，有关英国从埃及撤军的方案。法俄合作之势引起英德的共同警觉，索尔兹伯里担心如果奥匈因得不到援助而被迫同俄国妥协，就可能回到三皇同盟时期对英国极为不利的孤立被动局面。俾斯麦趁势将《德奥同盟条约》文本送交伦敦，并在11月22日致信索尔兹伯里。信中表示：“如果奥匈帝国之独立受到俄国侵略的威胁，或者英意遭到法国入侵的危险，德国始终有责任采取进入战线的政策。”在英国确认德国对奥匈支援的程度后1887年12月12日和1887年12月16日英、奥、意三国互换照会，达成《第二次地中海协定》，基本上排除俄国占领保加利亚或挟持苏丹控制土耳其海峡的可能，俄国如果向奥匈挑衅将遭到英奥意围攻。在这一背景下俄国开始退却，1888年1月俄国在德国的支持下要求土耳其政府宣布斐迪南当选为非法，遭到英奥意的联合抵制。1888年4月土耳其满足俄国的要求，俄国挽回一部分面子，此后保加利亚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再保险条约》和《地中海协定》造成英奥意与法俄在近东和地中海地的相互牵制之势，同时又阻遏法俄结合，保证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然而俾斯麦的体系却包含着极大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促成的对德国有利的均衡局面本质上是脆弱的，因而他的外交归根结底仍只是一种拖延问题的权宜之计。

（五）作为现实政治大师的俾斯麦将外交艺术发挥到极至，现实政治促成德国的统一和巩固，俾斯麦对现实政治的迷恋却最终使统一后的德国自食其果。尽管随着德国的统一让俾斯麦由现状的破坏者转变成现状的维护者，但形势已今非昔比，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他鼓吹的君主团结原则已失去维系力。对强权赤裸裸的追求已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基本手段，国际关系增添新的不稳定因素，卡托科夫的攻击就是对俾斯麦富有讽刺意味的回敬。在俾斯麦的时代欧洲大国关系日趋僵化紧张，德国的统一使中欧失去历史上的缓冲作用，它不再能为大国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提供警戒和补偿的空间，以至于彻底改变欧洲强权结构。均势外交所赖以运作的大国关系的松散性正在消失，标志便是1879年德奥同盟的缔结，事实上德国已很难做出其他选择。俾斯麦的同盟正是对这一变化的本能反映，它反过来也巩固强化这一趋势。大国关系紧张是俾斯麦同盟成立的缘由，也是它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俾斯麦的外交风格集中体现自负与焦虑结合的心态。

（六）为了阻止敌对力量的联合，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保持大国关系适度的紧张是必要的。盟国间如果关系紧张的话他就鼓励合作，一旦它们和睦相处的话他就撤回支持并制造摩擦。然而俾斯麦的策略也许会为德国争得盟国，却也往往使德国失去朋友。当时的德国从本质上说是属于现状的国家，对于正在崛起中的德国不诚信的恶名，可能比好战更危险。欧洲国家对德国政策的信心、信任是保持德国外交地位的前提，而俾斯麦的谋略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随着欧洲局势逐步紧张让一个充满敌意、猜疑和不安全感的国际环境已初现端倪，与大国关系开始僵化紧张同步的是德国政策逐渐丧失平衡和弹性。1886年10月俾斯麦在给儿子的信中就已暗示：“俄奥一旦开战的话不论谁是进攻方，德国都别无选择，只能站在奥匈一边投入战斗。”24俾斯麦在台上时尚可凭借自己高招的外交技巧和崇高威望，抵消其政策的消极后果，在他之后便后继无人。1890年俾斯麦去职，德国新当局放弃《再保险条约》，四年后法俄结盟，俾斯麦的欧洲秩序也随之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