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温百华系国防大学战略咨询中心教授。

引用来源：陈龙、刘刚、戚聿东、陈定定、申卫星、张世华、温百华：“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演进、影响和应对”，《国际经济评论》2024年第3期，第9~51页。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出现了两个结构性趋势：一是美国对华地缘战略竞争，二是智能科技迈过“奇点”。两者在大国竞争的历史性节点碰撞，推动国家间极限战略竞争，推进战争形态根本性演进，使“打赢智能时代大国竞争”“备战智能化高端战争”“确保智能重塑后的国际态势稳定”成为三大战略性议题，这需要从智能科技与军事安全的交叉视角全面审视。

科技竞争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心。随着人工智能爆发式发展，人类加速步入智能时代，谁占据智能科技竞争优势，谁就能获得大国竞争优势。为此，世界主要大国围绕人工智能展开战略竞争。

第一，智能竞争成为国家安全重心。世界主要大国纷纷制定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依托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构建智能科技国家创新机制。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均已成立专门的国家顶层统筹组织机制，设立国家专项研究基金，组建智能科技国家实验室，抓紧推动智能科技在网络安全、生物工程、太空探索、量子科技、下一代通信等领域的运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甚至借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制、五眼联盟、奥库斯安全协议、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以政治手段启动人工智能全球竞赛，分化智能科技标准规范，重组智能科技供应链，影响智能科技革命。

第二，智能手段赋能极限战略竞争。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手段，外交、信息、国防、经济四大国家权力工具对智能科技都高度敏感。在美国推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地缘战略竞争重归世界。大国为确保国家安全战略主动，借助智能技术融合分析情报和制定外交博弈策略；发展智能化信息操控能力，开创战略认知战新领域；整合智能科技供应链，谋求经济科技优势地位；发展智能化装备体系，探索军事智能制权。由此生成的智能化国家安全底层支撑能力，运用于国家安全危机预警、政治安全保障、经济贸易对抗、跨国犯罪打击、极端组织控制、金融风险监管、科技创新安全、军事态势塑造等领域，将大国竞争引入极限竞争新态势，以便更好地达成总体战略影响效果，对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利益形成系统性影响。

第三，智能安全挑战国际安全治理。智能科技改变了国际安全生态，渗透国际安全治理的方方面面，被嵌入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等国际安全治理主要议程。综合国际视角，目前主要存在四种智能安全治理倾向：一是美国为维持智能技术领先地位，密集制定系列“规则”，柔性规范科技公司行为，从技术治理角度，提出了“安全有效的系统、算法歧视保护、确保数据隐私、‘提前’知会‘事后’可理解、保留人类替代方案”五项原则；二是欧洲将“安全”排在“发展”之前，针对智能安全，突出强制性立法手段运用，但这制约了技术发展；三是印度、日本等国将“发展”置于“安全”之前，不愿出台更多产业限制政策；四是中国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则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突出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引导智能向善。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仍处于探索之中，国际合作治理愈发重要，但受大国战略竞争影响，治理进程缓慢落后，凸显了负责任的国家行为规范的重要性。

战争本质保持不变，战争特征持续演进。伴随人类迈入智能化时代，各国纷纷聚焦智能科技的军事运用，探索智能化战争理论，加快智能化战争备战，以及借助地区冲突演示和验证智能化战斗力。战争正在向智能化形态加速演进。在这一进程中，智能科技对战争各领域的驱动作用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智能科技深化战争理论认知。战争理论是关于战争的哲学，用来看清战争的本质。传统战争理论认为，战争具有政治性、复杂性、暴力性三大本质属性，而这三大属性分别从“政治领导人”“军事指挥员”和“前线战士”三类“人”的认知视角，去看待战争时面对的问题。按照战争的三大本质属性，机械化、信息化时代，从政治领导人的政治决策、军事指挥员的战役指挥和前线战士的战术行动三个层面的某个层面或者某个局部发展出不同的战争理论。而智能科技本质就是研究“人”的认知，能够天然地将政治领导人、军事指挥员和前线战士头脑中的决策、思维、情感物化为“数据、算力和算法”，并通过数据共享、算力提升和算法创新，打通战争的政治逻辑、军事逻辑和技战术逻辑，从而全面改造了“人”这一战争本体对战争三大本质属性的认知，并深刻影响这三大本质属性，逐步形成智能化战争理论框架，以此构建智能化时代国防建设与军事运用的底层逻辑框架。智能化战争理论是当前军事领域最为深刻的问题，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均已展开深入研究。

二是智能科技创新大国战争样式。战争样式是关于战争的政治目的、主要对手、主战场、战争规模、主要作战样式的具象化描述。就大国战争历史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本质是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战争，其政治目的是瓜分世界，主战场从陆地向海洋、天空延伸，是大规模、机械化的全面战争。冷战时期战争的政治属性为美苏大国争霸，太空成为高边疆，美国聚焦核武器，推动“第一次抵消战略”，全力备战核战争，实战中打出了规模有限的常规代理人战争。冷战后爆发多场局部战争，其政治属性是美国针对地区大国的称霸战。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抵消战略”发展出的微电子技术在实战中崭露头角，网络空间、太空成为重要支撑战场，新军事革命成为当时的研究热潮，战争形态迈入信息化时代。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美国结束反恐战争，发展“高端战争”，以维护霸权地位、改变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为政治目标，面对中俄这两个核大国、太空大国、网络大国，聚焦智能科技，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将太空、网络空间视作主战场，谋求智能化军力代差。智能化高端战争成为全新的大国战争样式。

三是智能科技改造战斗力形态。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智能化战争的战斗力，表现形态并不完全相同，主要在于战斗力要素不断丰富。机械化战斗力主要指部署的平台和武器，其战斗力要素包括火力、机动、防护、后勤保障和指挥控制五大要素，它们对战斗力的作用具有叠加关系。人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指挥控制”艺术，但“指挥控制”是战斗力的核心要素，它与前四大要素是倍乘或倍除关系，适当的指挥层级能强化战斗力，复杂的指挥控制可能削减战斗力。信息化战斗力则指将平台和武器系统连接到数字化网络中，战斗力新添“情报”（ISR）和“网络”（Cyber）两大要素，它们成为机械化战斗力的“指数级”倍增器，人的作用从“指挥控制”进一步延伸到“态势感知”，进而成为核心要素。智能化战斗力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进一步将信息化战斗力七大要素，按照不同装备平台的交战节奏，跨越陆海空天电网作战域，整合到联合部队。人的作用主要覆盖态势感知、分析决策和指挥控制。其中，嵌入上述七大作战域的跨域算法，成为战斗力核心要素。对智能化战斗力形态的这种要素化、定量化解析，就是要识别、确立智能科技改造战斗力形态的切入点。以下是基于机械化、信息化战斗力要素和跨域智能算法“∑”描述的战斗力生成理论公式： 

四是智能科技发展战争制胜机理。战争制胜机理包括消耗制胜和机动制胜两大类。机械化战争时代，消耗战主要指人员消耗、装备消耗，机动战主要指“兵力机动”。信息化战争时代，消耗战从人员消耗、装备消耗、弹药消耗扩展到“体系效能消耗”，机动战则强调“火力机动”。智能化战争时代，消耗战进一步聚焦国家的战争意志消耗，机动战逐步演化形成“认知机动”。当然，对于大国战争来说，战争意志的消耗也可以表现为人员消耗、装备消耗，但随着未来智能化战争不断演进，战争意志消耗更多表现为前线战士、军事指挥员和政治领导人对战争局势感知、干预、控制能力的全面丧失，从而失去抵抗意志，进而失去了战争意志。因而，“战”而屈人之兵蕴含更深刻的含义。

五是智能科技驱动国防力量转型。常备军、预备役和国防工业共同组成国防力量体系。随着智能化战争理论的形成、战争样式的创新、战斗力形态的改造以及制胜机理的发展，国防力量体系三大要素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加紧密、更加一体化，需要形成“一体化战略体系核能力”，这必然要求国防力量转型。从目前看，现役常备力量的专业愈发细化，作战编组更加小型化，集成运用愈发规模化，预备役后备力量则更加向天、网、电、软件开发、智能算法设计等知识密集型人员倾斜，预备役与现役人员的关系更加紧密，传统军工集团、成熟网信产业、新兴智能科技企业正在共同构成国防工业要素，国防工业的储能、产能与国防科技创新能力共同构成国防动员的关键资源。

冷战时期，国际态势稳定的主要议题是“战略稳定”。其专指“核战略稳定”：在美苏形成核战略均势背景下，通过谈判达成战略协议，确保战略可预测性，减少武装冲突风险，遏制核战争威胁。多极化国际格局背景下，特别是进入智能时代后，国际态势稳定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消极影响因素正在增加，大国战争的风险高位累积，战略制衡态势处于破局的边缘，维护国家态势稳定的难度不断增加。智能科技从三个方面挑战国际态势稳定。2024年新澳门天天开彩免费查询

首先，人工智能重塑核战略稳定内涵。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围绕核战略稳定，达成了覆盖核武器削减、防扩散、太空、反导、中导、开放天空等领域的诸多条约。目前，美国和俄罗斯已经退出上述所有战略协议，核战争门槛在降低，太空军事化进程加快，国家导弹防御体系正在扩容，陆基中导武器复活，冷战时期形成的核战略稳定体系全面塌陷。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核战略领域的运用，战略预警体系更趋高效，核指挥控制更趋智能化，核打击与战略反导系统进一步交联，核、常武器系统集成运用正在成为趋势，攻防兼备的核实战能力逐步增强，全新的三位一体核力量体系正在形成。人工智能一方面破坏了既有核战略稳定体系，另一方面又重新定义了核战略稳定的内涵，要求基于新型实战化三位一体核能力构建全新的核战略稳定协议。目前，核大国正在探索这样的核战略稳定理论、政策，必要的战略沟通也正在酝酿之中。

其次，人工智能促成全球战略稳定概念。核战略稳定是两极世界的产物，影响了当前多极化国际格局下的全球战略稳定，但不是多极化世界全球战略态势稳定的全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太空、网络、生物、无人系统的广泛运用，它们正在逐步产生全球性、战略性影响，成为独立于核战略稳定的新领域，因而需要发展全新的战略稳定概念。为此，中国和俄罗斯提出并发展“全球战略稳定”新概念。不同于美国和苏联提出的“核战略稳定”旧概念，这个新概念着眼推动发展符合人类道德规范、可操作性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准则，争取为太空安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无人系统安全等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战略性问题提供战略性协议。目前来看，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共同推动下，国际社会就全球战略稳定的某些特定领域取得一定共识，但仍需各国协同努力。

最后，人工智能拓展大国战略稳定方向。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大国间缺乏政治信任，智能科技赋能的常规军事杀伤链进一步缩短，常态化、频繁的军事对峙行动一旦出现意外，双方一线军事人员快速、应激性反应，容易引发危机升级，进而导致在国家间爆发战略性危机。特别是大规模、智能化、无人集群系统的对峙，本身就具有战略性含义，能够产生现实性、战略性效果，更容易导致国家间战略危机，很难按照传统“有人”危机管理方式管控。这要求各国负责任、理性地开发智能算法，在装备控制、作战规划、战略决策等所有层面预置危机管控接口，让武器装备牢牢控制在人的手中，从而确保大国危机稳定。

尽管断代性人工智能科技尚未成熟、高级类人智慧尚未出现，但智能科技迈过“奇点”后，其技术运用已对社会产生革命性影响，人类加速进入智能时代，已经处于智能时代早期。从军事视角审视智能时代大国战略竞争、战争形态演进、全球战略稳定三大议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探索智能时代军事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就是要丰富国家安全战略框架，把握国家安全战略走向，从而更好保障国家总体安全。